《马其昶著作三种》，包括《抱润轩集外文稿》、《三经谊诂》、《屈赋微》三部著作。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桐城人，少时从父亲马起升（慎庵先生）学习古文，后从同邑方宗诚、吴汝纶和武汉张裕钊学习（方宗诚、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吴汝纶、张裕钊为曾门四子中人）。其后马氏游京师，又交郑杲、柯凤荪，宣统年间马氏再游京师，授学部主事，辛亥革命后，担任清史馆总纂。马其昶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桐城派不仅主文，且治经，马氏治易、诗、书，易宗费氏，诗宗毛氏，书宗大传。儒家之外，又精研老庄、屈赋，有《三经谊诂》、《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等著作问世，文集有《抱润轩文集》、《抱润轩遗集》等。 笔者近年接受国家*古籍整理课题“马其昶文集”点校任务，已经点校出马氏《抱润轩文集》
本书为汪荣宝研究《法言》的稿本。2013年，徐兴无先生赴台湾，获赠《法言疏证》、《法言义疏》手稿残稿之扫描件。2016年，又在国家图书馆检得汪氏《法言疏义》手稿残稿，为《疏证》与《义疏》之过渡稿。徐兴无的《汪榮寶《法言》注釋殘稿三種考》详细考证了汪荣宝研究《法言》的学术轨迹，可见从稿本到刻本衍生过程中的沿承与新变，及其学术思想的变化。
《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还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因而具有由“内圣”而“外王”的重要意义。《中庸》强调“诚”，把“诚”视作思想体系的超高范畴，将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同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与认知方法。
张利军编著的《甲骨文史话》分为九个部分，分别介绍甲骨文的发现、发掘的情况，分为非科学的乱掘与按照考古学科学方法的发掘两个阶段。书中介绍了甲骨文被发掘之后的资料整理与公布情况，包括对私人发掘甲骨的搜求和整理公布，对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整理与公布。介绍了商周时人利用甲骨 的程序及甲骨文文例的发现与总结。重点介绍了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对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的标准的探讨，目的是为古史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材料。了解和掌握甲骨文知识离不开各类工具书，《甲骨文史话》也重点介绍了甲骨文发现以来工具书的编纂情况。对甲骨文的研究历史也作了介绍。书中在前人时贤研究基础上，总结了甲骨文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的重要史料价值。对未来甲骨文研究作了简单的展望。
钟嵘《诗品》有陈延杰《诗品注》，有《跋》，称： 唯明胡应麟《诗薮》，辩证至数十则，皆玩而核实者。其后王士祯著《诗话》，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 惟觉曹瞒之悲壮，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与阮亭若甚符合。其余各家，不劳改置，差可为定品焉。 《跋》作于1925年7月。陈注于下品戴逵条注，称《诗品》有脱文，无评戴逵语，家藏明抄本不脱，用补其缺。陈注改《诗品序》为《总论》。注后附录《诗选》，选《诗品》所评各家诗。后附《南史 钟嵘传》及《跋》。又有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作于1925年冬。未刻。见陈延杰《诗品注》，即在《发凡》之末，指出陈注之疏。陈注草创，不免有疏。古直论陈注之疏写于1927年冬。1928年，在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制版。古笺不用陈注《总论》，称《诗品序》。有《发凡》，评论《诗品》。对《诗品》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