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山西：李存葆文化散文系列》是军旅作家李存葆2000年前后创作的文化散文的结集，包括《大河遗梦》《祖槐》等6篇文章，均以山西地理历史文化为载体，体现了作者对散文品位的追求与思考，也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艺术特色：拒绝小情小调小格局，一山一水一塔都要站在历史、生命、自然，民族国家、人类的角度来俯察，挖掘其中的深刻内涵，显示了作者的浩然正气。 《寻根山西：李存葆文化散文系列》图文并茂，文字深厚朴茂，对于山西的大河文化。、寻根文化等都有深刻独到的叙写，有益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山西的悠久历史文化，从而更加热爱山西。

1984年，李荣先生在给《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写的序中说到：“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18年过去了，经过省内外山西方言研究者的共同开发，写出了40余本方言志，在此基础上，由侯精一、温端政主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辑出版了l20万字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这些成果为全面记录山西方言、进一步研究山西方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晋语在北方方言里的复杂性，这个“无穷无尽的宝藏”，还需要继续开发。 2002年，由乔全生教授主持的《晋语史研究》项目，经全国语言学科规划评审组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已获准立项，项目号为“02BYY009”。历时的研究必须

本书以“表里山河“的山西为研究案例，尝试探讨中国地域文化形成模式。历史上山西常在京师左右的政治地理特点，使其长期呈现外向型的区域发展格局，迟至清中期以后，通过省级政区的长期确立和晋商的地域性转变，终形成以太原为中心都会，晋中为核心区，包含晋南、晋东南、晋北各文化亚区的地域文化概念。 研究进一步指明在两千年集权政治体制下，中国地域文化受到行政层级和经济网络双重规整的重要特征。该结论得到陕西、福建、广东、湖南、浙江、江西等有代表性省份比较研究的支持。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重点是落实在“山药蛋派”文学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终的研究目的。 泛谈“文化”，相对比较容易。即以三晋文化言之，如果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情、民俗风物等等方面作一般性的介绍，就很有东西可说。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与“山药蛋派”文学有关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三晋文化；侧重点是在找出“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方式，而不在全面介绍三晋文化。也就是说，唯有与“山药蛋派”文学相关的三晋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对三晋文化中的一些也许是精彩的内容作有意识

《山西文化名片丛书 朔州文化名片》由李尧等主编

曾几何时，三晋的豪商巨贾富甲一方，雄视海内外；从古至今，山西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争艳于黄河流域。 屋宇高峻、气势恢宏的晋商豪宅；质朴无华、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录了一段兴衰的沧桑。也讲述着一串串令人感叹、感伤而又沉思无限的动人故事……

说到民俗，不得不提到移风易俗的问题。首先，民间传统文化本身具有一种“优胜劣汰”的功能，从任何一项风俗事象身上，都可以看到历史发展中的“自我成熟”和“自我净化”过程；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老百姓会对风俗事象进行选择、提升和改造，使它更适应发展了的社会需要和民众需要。 如流传几千年的“乞雨”风俗就“移风易俗”得可以。在山西，它从古代原始巫术仪式而渐变为今天的民间娱乐形式。从包含着“牺牲”与“自虐”的残酷行为渐变为健康与欢乐的活动。 但是，民俗本身又具有“一旦形成，不易改变”的特征，尤其在山西，长期交通不畅、文化信息闭塞，其风俗移易更是“难于上青天”。比如，妇女“缠足”的千年恶俗，在山西曾经十分出名，“从来小脚看山西”的流行语折射着多少代山西妇女的悲惨命运，然而，直至1950年

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中心地带，在华夏文化的发展史上，人杰地灵的三晋天地，曾为博大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奉献过一颗璀璨的瑰宝——三晋文化。 三晋文化是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晋国文化和魏、韩、赵三晋文化的统称。它是山西古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或者说是成熟形态，是我国富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它内涵丰富，个性突出，渊源古老，遗风久远，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本书为“中国文化世家”丛书的其中一册，对三晋文化世家作了详细的介绍。

一首民歌《走西口》数百多年来经久不衰，至今魅力不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歌声如泣如诉，既有对丈夫远去的不舍，也有对丈夫外出受苦的不忍，更有对其远足闯天下的委婉鼓励。走西口走出晋商诸多巨无霸，走西口也创造了晋商数百年的商业传奇……

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