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 大历史 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 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与一体，首次以 大历史观 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
《三案始末》厘清了明史上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在进入具体的 案情分析 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 造因 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本书上世纪80年代初版时，颇受名家的赞赏与好评。
江南，一个长期以来繁华富庶、文风昌盛的地区，士大夫，封建王朝里一个尽享荣华、地位超然的社会群体，在晚明政事纷纭、世风日下的时代大势下，都难逃倾颓的命运。 本书聚焦于晚明时期六个围绕江南士大夫发生的故事。他们或因朝堂争端，或因乡间龃龉，而泥潭深陷。轻则地位不再，财势散尽；重则被逼上绝路，家破人亡。被裹挟其中的，除却名臣豪绅、莘莘士子，还有平民、胥吏、奴仆等社会阶层，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历史片段中挣扎沉浮。 在历史的主流叙事中，这些普通个体的声音极其微弱，但作者深挖时人档案文书，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力求还原真实的人物故事，带领我们于历史细微处，感知大时代之下每个人的生死抉择。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 红票 。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 闭关锁国 朝贡体系 文明冲突 等历史论调提出了
甲午海战惨败，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洋务派失势，以变法图强为口号的维新派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变法运动，然而各方势力在既得利益的驱使下暗中较量，变法最终以宫廷政变收场。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初衷不知不觉沦为了野心家的工具。改革是共识，而借改革重新分配晚清这块利益蛋糕却是最终目的，更加激烈的派别斗争在一轮一轮的改革中展开，让清王朝逐渐走向瘫痪。无论是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保皇党、满清权贵，还是亲西方势力、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乃至来自民间的义和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在权力的漩涡中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而无论是谁，只要踏入权力中心，都将毫无例外地转变成一种势力 既得利益集团，参与到各方势力的殊死搏斗中，最终走向同归于尽的死局，而封建王朝也将随着清王朝的轰然倒下走向终章 翻开本
本书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 《全传》前前后后写了十几年，四易其稿，*终写成于1949年初，是***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本书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
（随机发送作者签名本）大明，一个辉煌又腐朽的朝代，一个血性又刻薄的朝代，一个奇才辈出又奸佞频生的朝代。 大明一朝近300年，16位皇帝各有特点，他们或明或暗，或刚或柔，或暴虐或仁慈，或勤政或懒政，或奇葩或多疑 有的口碑极好，有的风评很差。在十六个皇帝中，甚至找不出两个 雷同 之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在国家层面上均守住了两条原则：一是 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 ；二是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 纵观明朝风气，虽不如唐朝奔放，不如宋朝潇洒，但自有一股凌厉之气贯穿始终。无论文人、武士、市民、才子，他们都像紫禁城里的帝王一样，身上流露出这个朝代的精神气质。这是明朝可以诞生于谦、王阳明、海瑞、张居正的原因，也是明朝覆灭后依然可以走出张煌言、史可法、李定国、顾炎武的原因。 这，或许就是孟子所说的 气
本书详细介绍了万历十年（1582）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明朝与缅甸东吁王朝的攻防历史，全景描绘了明朝经营东南半岛由盛转衰，最终疆域内缩的悲壮历史图卷。同时，本书通过详细考证明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商贸、武备、外交、土地、人文等情况，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明朝的统治政策与治理逻辑，深度还原历史现场。
《三藩纪事本末》是清朝杨陆荣于康熙五十六年写的记载南明史事的史书，共四卷，二十二篇。是叙明、清之际史事，起崇祯甲申（1644）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迄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以台湾归清止。书成于康熙丁酉（1717），距清朝全部消灭南明势力，仅三十余年，当时尚无禁毁野史之令，作者杂采各家野史所记，并参考王鸿绪《明史稿》中有关部分，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南明史事，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谷应泰，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十三年时官至浙江学政，广稽博采，多所取材，借鉴张岱《石匮藏书》与谈迁《国榷》等多种史料﹐至十五年年末成就此书。本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共八十卷﹐每卷为一目。纪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该书选录此间八十个历史事件或专题﹐按时间顺序编排﹐记述始末﹐首尾一贯﹐简明扼要。卷末附有作者的史论。因该书成于《明史稿》及《明史》之前﹐而且属私人著述﹐颇受当时人的重视。
《三案始末》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 案情分析 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 造因 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什么手段空前集权？燕王朱棣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侄子赶下皇位的？倭寇、白银、西学，晚明面临着怎样的大变局？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成功了吗？四百多年也发生过一次朝鲜战争，结局到底如何？先安内，还是先攘外，明代的选择如何给后人以借鉴？文人从政，难道必然导致悲剧？ 明史权威、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紧扣明代历史发展十二大关节，讲述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现场，为我们描画出明代的全景样貌。
作者在书中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破解历史 疑案 为重点，用通俗的语言，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立体地展现了清代12位帝王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本次再版，校订文字，梳理图片，重新装帧，以全新面目呈现给读者。
书吏和差役，帝国之 爪牙 ，基层社会运行和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刻画了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和书吏们生动形象。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作者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探讨吏役在维系帝国统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的 合理性 （不可或缺性），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县衙当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是如何可能影响到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 在构建以 爪牙 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样貌，对我们深入理解官僚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话语分析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皆富有学术启发性。
朱由检仓促之间由藩王变帝王，开启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在位十七年，不迩声色，忧 勤惕励，以雷霆手段惩阉党、振朝纲，表现出了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和孜孜求治的政治决心。然而，他以重典驭臣下，生性多疑，致内阁如走马；刚愎自用，错杀名将能臣。在农民起义的内忧和清军来犯的外患间左支右绌，安内攘外错失良机。甲申之变，自缢煤山，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身死社稷的君主。随着他中兴之梦的幻灭，明朝灭亡。 樊树志教授在《万历传》之后倾力推出《崇祯传》，将晚明*后十七年的历史变局、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斗争娓娓道来，令人如临其境，想见其人其事，省思历史与人生。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 本书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和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 天下的文明国家 面对 世界强大的国家 本书以翔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作者指出，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在于此前30年间自强运动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性。李鸿章既去，北洋军权渐归荣禄。袁世凯接统新军，渐露头角。而清流势力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上与宫廷矛盾相结，于是帝后党争愈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逐渐滋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 本书概述谨严宏阔，立论警辟深刻。作者辛勤探索之所得，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为我们了解民国学人如何看待晚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吴晗是明史研究大家，他一生写过两部明史：《明史》和《明史简述》，本书均收入，分为上下编，故称全编本。 收入本书上编的《明史》原有四章，现存三章，即《元帝国之崩溃与明太祖之建国》《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南洋之拓殖》。本编增补的五章（《朱元璋的统治术》《明初的恐怖政治》《明代的军兵》《明代的新仕宦阶级》《明代的社会经济》）选自吴晗其他作品，与原有三章构成一部较完整的明史，呈现了明代历史全貌及其重要历史特点。 下编《明史简述》共两章，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明太祖建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北虏南倭、东林党争、建州女真、郑和下西洋、资本主义萌芽等明史中几个基本、重要的问题。
本书是一本关于明清江南文化史的杰作。作者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出发，在大量文集、情歌、戏曲和图像数据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明清士大夫文化与城市生活，通过对余怀、冒襄、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人的研究，描绘其文化生活、内心世界等面向，同时，亦从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切入，对明亡之际的女性人物进行细腻而生动的描摹， 展现了从明清到二十世纪的士大夫生活、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的情欲世界及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这些城市中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活，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想象。
本书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历时14年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其内容依历代 正史 体例，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 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汇集整理了《清实录》、清《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清朝档案等资料，使读者能够比较详细系统地了解清代史事。同时书中的一部分志和清末人物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史料，另有所本，亦具有文献价值。 本书点校由启功、王钟翰等著名学者完成，点校质量较高。本次在繁体竖排点校本《清史稿》基础上，转为简体横排，便于普通读者阅读。
本稿《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是明史研究专家樊树志教授的倾注毕生研究之功而成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卷，也即导论部分。《重写晚明史》是樊树志先生引用推介学界z新研究成果，以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历史观书写解读晚明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樊树志先生说。《重写晚明史》的立意宗旨就是以史为鉴，通过回顾历史的得失，总经经验，为当下和明天提供借鉴。 2015年出版之《晚明大变局》即是本稿z初的单行本，今纳入《重写晚明史》，作者对书稿导言及部分章节做了相应补充或调整。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九卷，叙述自1616―1800年的清代历史，包括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该著作分10章，涵盖了约200年的历史，从16世纪末女真的形成一直到1799年乾隆帝的驾崩。该卷显示了作者对材料的全部把握以及对*材料的娴熟掌握的功底，立体地解读了帝国社会全盛时期的面貌，展现给读者的是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平衡性混。*章讲了1644年以前的清朝开国的历程；第二章顺治朝；第三章康熙朝；第四章雍正朝；第五章乾隆朝。时间界限是1644到1800。前面五章纵向讲了清朝重大的事件，包括对各个皇帝的评价，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后面五章从横的方面，比如艾尔曼先生讲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另外各章讲女性、性别、家庭、婚姻，有的讲清代社会的稳定与变迁，*后一章讲清代的经济发展。这部书纵横两个方面用将近百万
本书是研究 杜凤治日记 的专著，主要探讨以下问题：，杜风治的生平及日记的史料价值；第二，官员之间、官绅、官民的关系，并讲述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各级官员的一些故事；第三，晚清州县官的公务，包括主持考试、审理案件、地方教化、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等方面；第四，州县钱粮催征和州县官的收支；第五，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的历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