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 世界考古未解之谜 和 中国考古未解之谜 两部分，以全新视角来探索研究中外考古目前影响大、有研究价值和广被关注的考古未解之谜。时间上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近现代，内容上则涵盖宗教、哲学、政治、军事、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引领读者去触摸消逝的文明，零距离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全书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参考大量文献、考古资料，通过科学而严谨的分析论证，将探秘之旅多方面、立体地展现出来，为读者徐徐开启一扇跨越古今、通往神秘殿堂的大门，使其在快乐阅读、丰富知识的同时，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这些谜题虽未完全解开，有些真相甚至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但其精彩却在于探索过程本身，在于对读者的震撼启迪和潜移默化中的历史文化素养提升。
随着我国的先民走入文明时代，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也逐渐形成，墓葬制度日趋完备。国家统治者的陵墓有了特定的规制与要求，从陵墓的形状、大小，陵区布局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古时历代相承，并逐渐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发展历史。 刘庆柱和李毓芳所著的这本《陵寝史话》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陵寝的发展历史，包括陵墓、陵园、礼制建筑、人殉与陪葬、陵前石刻等，在此基础上对历代帝王陵寝，逐一做详细介绍。《陵寝史话》对帮助人们了解古代帝王陵寝，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有着积极的意义。
玻璃是人类随着文明的诞生而发明的古老的人造材料之一，它诞生于公元前25～前23世纪的两河流域，距今有4000余年的历史。中国的玻璃制品出现较晚，现有出土玻璃，早的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的墓葬中，距今也有2500余年的历史了。玻璃曾是历*昂贵的材料之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的西亚，玻璃的价值仍然和黄金相提并论。明代之前，精美的玻璃器的价值都远远高于黄金。同时玻璃自诞生起就是受欢迎的贸易品。古代的人们，特别是上层社会，像今天一样，喜欢来自外埠的新颖别致的商品，玻璃器也是他们追求的物品之一。 由安家瑶编著的《玻璃器史话》以近年来国内考古发现的玻璃器为线索，并结合文献记载，探讨了中国古代玻璃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玻璃在世界玻璃史上是风格独特的一支。《玻璃器史话》试图从玻璃器这个侧面反映我国古代社会
《元倪墓志》为高校书法专业学生及参加书法专业高考生之必需。全书内容包含四个部分：相关碑帖简述、碑帖图片、原文与注释、相关碑帖历代论说选。就目前来说，是已出版碑帖中较为全面的丛帖。既适合教师参考讲解，也适合学生自学。对学生理解碑帖原义，加深对碑帖的理解，提高书写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材料曾经被作为重要的古代文化载体，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就是简牍。在中国文书史的简牍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和所有的文明积累，都曾经由这种竹木材料所记录，所传承，所反映。通过这些简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式、军事制度、经济条件、社会构成、生活实况、文化形态乃至时代的精神风貌。所以说对简牍资料进行研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近世大批简犊资料的发现，特别是以现代科学考古发掘方法所得到的大量简牍，不仅为简犊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宝贵的出土文献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古代社会。《简牍史话》便是介绍了简牍的形制、文化内涵、历代简牍发现、简牍研究的历史进步等内容。
本书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 193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白话，是元代民间和朝廷通行的语言，元人以之入曲调入史籍，以白话入碑文是元代中国碑刻史中的独特之处。全书通过泰定登极诏及追封颜子父母诏、释道二教辩争之白话圣旨、保护道教之白话公文、保护释教之白话公文四部分碑文考证分析了元代白话碑的特点与价值。
刘祚臣所著的《古塔史话（物化历史系列）》佛教徒的埋骨之所，传人中国之后，与中国的传统建筑结合，结出了累累硕果。随着佛教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塔这一建筑也遍地开花，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艺术价值之高，足可傲视世界。从木塔、石塔、砖塔到铁塔、琉璃塔，从楼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塔到门塔、傣族塔、金刚宝座式塔等，数量繁多、种类各异的古塔如璀璨的宝石点缀于祖国的山河之间。《古塔史话（物化历史系列）》从塔的源流人手，介绍了“塔”这一名称的来由、塔的形制、质地等，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精选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古塔进行详细讲解，带领读者漫步在古塔王国，品味那七彩的世界。
帛书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常与简牍并列而称为“竹帛”。迄今为止，经考古发现出土的帛书原物主要有三批：英国人斯坦因于1908年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帛书；长沙蔡季襄于1942年在长沙获得的著名的楚帛书；湖南省博物馆经科学考古发掘，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大批西汉帛书。《帛书史话》全书紧紧围绕帛书原物对其出土、流传、整理、研究的历史作了细致的回顾和描述。全书共分为三部分，部分“帛书概说”，主要介绍帛书的名义、撰抄年代、形制、内容、性质等，其中以马王堆帛书的内容介绍为重点；第二部分“帛书的发现、流传经过”，主要介绍楚帛书的发现与流传始末；第三部分“帛书研究综述”，重点概述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帛书史话》作者陈松长。
本书为《近代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系列图书之一。“干兰”式建筑从古代起便盛行于我国西南地区，成为我国古代的主要建筑形制之一。全书分五章，分别论述了干兰的名称考释、干兰的类别及其特征、干兰式建筑的作用、栅居的分布及传播、栅居的变迁及残存等问题，详尽梳理了“东南亚洲栅居文化”的源流与传布。
古往今来的文人，无不重视文房用具。在诸多的文房用具中，为文人所宝爱的莫过于笔、墨、纸、砚。这四种文房用具被雅称为。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不仅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中国历代文人借助它创造出诸如书法、字画、典籍册页等绚烂多姿的文化产品。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文房四宝已从文化用品一变而为收藏品，这一点则是任何现代书写工具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征，可以通过文房四宝的发展历程及历代明贤对文房四宝的评论赏鉴，得以形象地再现。 本书就从收藏的角度，以大量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托，较为详细而又通俗生动地向读者介绍了文房四宝产生、发展与收藏的历史。通过该书的讲述，相信读者一定能对文房四宝一一这一我国的传统精粹有一个更全面更透彻的了解。
“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 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出现了“中国”二字。这一重器于20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很久远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早期的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了。 “何以中国”是对早期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打开了一个扇面，向大家一一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王朝——夏王朝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吐蕃战争与民族统治对人们信仰的“重构”、佛教和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敦煌世俗佛教的影响、于阗因素的影响、吐蕃及中原汉地艺术粉本的传人及其影响、吐蕃统治者对敦煌佛教的支持等。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
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的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阳的发现史也就是从发现刻有中国古文字的“龙骨”开始。所以李济先生叙述了此发现的获得情部的种种方面，并介绍了参与此事的一睦主要人物。一旦认识到所说的“龙骨”就是者于其上刻写有求于神的卜辞的龟壳或牛肩胛骨，这些珍品就以甲骨闻名了，于是掀起了积极寻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译成现代文的热潮。 本书是一本向国外宣扬介绍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状况的入门指导。作者以亲身的经历对安阳历次田野发掘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以及采用方法的改进乃至整个考古组的历程作了清楚的介绍；对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的收获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顾和总结。应该说，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又通俗易懂的、论述和史料兼备的书。
所谓青铜时代，在中国即指上古的夏商周三代。以青铜冠名，可见青铜器是贯穿三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从青铜器的产生到大量制造与使用，再到逐渐消失，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青铜时代。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史角度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到战争、祭祀，从礼仪、艺术到巫术、饮食……作者试图以各个侧面的探究还原一个立体的时代模型。
“东风染得千红紫，曾有西风半点香”，出自南宋杨万里的《木犀二绝句》，此借来拟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佛教艺术中的名物大致相同的演变经历。所谓“半点”，相对言，是少，也可以说它从未成为主流，更未能动摇中土之“体”。然而就数量而言，此“半点”却也颇有可观。“西风”吹过，每每留下痕迹，只是很快即为“东风”之强势所“化”，最终是“东风染得千红紫”，此际则已难辨外来痕迹了。
《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主要总结了2001年、2006年、2007年三次抚仙湖水下探索的经验、主要集中介绍了2014年作为云南省文化事业项目的开展情况，集中对2014年科学考察发现的水下证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已经出现了集权制，有证明王权，神权存在的水下证据，有文字，符号等组成的浮雕记录，特别是对该遗址的年代，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并且提出了建立中华抚仙学的构想，具有、定的启示作用。这是对抚仙湖水下遗址真相的次深入探揭示，也是一次有理有据的学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