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重围绕北朝石刻的三种典型书法形态而展开,即摩崖刻经、墓志隶书、魏碑体。通读全书,其主要内容大约有四:一、以书史为线索,梳理了北朝墓志隶书的新变和北朝碑刻书体的风格;二、由书法本体出发,探讨了摩崖刻经的书体类型和墓志隶书的书写特征;三、从创作者的角度,研究不同载体、写刻的差异;四、从接受的视角,列举清代碑学大家对北碑的实践和探索。作者从四个方面出发,不去求大而全,而是将北朝石刻中的几个问题理清。其写作特点也很明晰,既有用历史的眼光宏观论述,将其置于北朝历史情境中,又有点画技法的具体分析;既有实地考察,耳目不为成见所限,又有文献征引,不人云亦云;既对当代研究成果颇为关注并加以引用,又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建构。本书对于了解北朝石刻及其在清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古代人类不能洞悉、也无能力控制子嗣繁衍时,追求强大生殖能力的生殖崇拜,曾是普遍信仰。植根在这一信仰土壤上,通过各种手段寻求非人间力量的佑助,实现孕育子孙的愿望,就出现了相关的巫术行为。新疆呼图壁天山深处康家石门子岩壁上,保留至今的一区大型岩刻画,生动展现了当年新疆原始居民的这一朴素愿望及巫术实践。这是作者发现、曾报导过并引发世界关注的一处考古遗存。岩刻高悬峭壁,画面距地表达14米,画面面积120平方米,画面人物高者过于真人,小者只20厘米上下。画面作男女媾合、女性环绕对马舞蹈、男性人物胸膛中有小人、媾合后丛生的小儿群聚欢舞等画面。岩刻下,有厚厚的火灰层。傍近,发掘过高达60厘米的两性合体石雕。山体高耸,岩壁周围溪水环绕,所在地点远离居民区,至今少有人迹,未受后期人们的增删、破坏。
《大麦地岩画(夏朝档案)》大麦地岩画,真的是夏朝的文字吗?它记录了怎样的史实?翻开《大麦地岩画(夏朝档案)》。浏览四千年前那段烽烟岁月……历史的风霜侵凌了岩画几千年,它带着沙漠漆和石藓来到了我们面前。
这本《金石铭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庙宇碑刻钟铭等集录研究》由谭世宝著。谭世宝教授对清代氹仔、九澳庙宇金石铭刻的集录与研究,极大地丰富并提高了对金石档案、澳门史、宗教史乃至清史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水平,有的还填补了学术空白。澳门回归祖国后,澳门史、宗教史、档案史的发展,面临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载体的档案文献,充分着书立说的大好时代,谭世宝教授呕心沥血,披沥而成的新书,将成为学人奋斗的楷模。
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是我国东汉时期武氏家族墓地的一组较完整而有代表性的石刻画像建筑群体,属于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的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群石刻现在保存有双阙、一对石狮、两方武氏碑和零散的祠堂画像石,即“武梁祠画像”和根据武梁祠的位置掘出后定名的“后石室画像”、“前石室画像”、“左石室画像”。另外,还有一些以后增补进来的其他汉画像石以及清代人为武氏祠堂立的碑刻题记。因为武梁祠画像发现和著录早,所以武梁祠的名称久已蜚声中外了。 传统的金石学对武氏墓群石刻画像著录虽有一定成就,但也有其局限和缺点。由于缺乏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它多集中注意于画像榜题故事内容的考证与描述,或品评画像拓本的优劣完缺,而不注意对画像石刻原物的考察。对画像石构成的建筑形制如双阙,尤其对那零
本书是国家“985工程”二期“西安交通大学西部社会文化艺术研究基地”建设项目。中国的碑刻文化既是历史的记忆,又是新时代的标记。唐碑汉刻是中国古代的特殊产物,是时代精神的必然成果,不仅仅只是一些雕花刻字、风吹雨蚀过的石头,而是愈老愈健,风韵胜昔,唐碑汉刻的文化品质就是:古代刻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存在空间和高度的文化权威:石刻的功能在于述德、铭功、纪事、纂言等等,也只有值得记载的事功才有可能铭之于碑刻,碑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和浓缩,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指的就是这些重要价值或重要精神财富的流传和继承。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这些价值,就会失去秩序和规则,失去能够维系的基础。而碑刻就承担这样一种维系的使命。本书用现代哲学、传播学、文学、美学等的理论 模式和思维方法,多时
志文书法乃北朝墓志中罕觏之隶体,名以“魏隶”或无大谬兹“魏隶”较之汉隶,雄茂朴肆远逊,而别具一种紧窄峻健风度较之魏晋隶书,古质不如,圆劲生动过之;较之唐隶,不特无有重板滞之失,更以清奇倔实全胜甜俗虚怯。“魏隶”之说,向所未闻,今窃自《元长文墓志》始。
《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编著者薛秀武。 宋真宗赵恒(968-1022),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997年继位,1022年驾崩,享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人所建之辽国入侵,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帝亲征,双方会战距首都汴京三百里外之澶渊,局势有利于宋,但因真宗惧于辽的声势,不顾寇准的反对,以每年进贡辽大量金银为"岁币"于澶渊定盟和解。历史上称澶渊之盟。此后,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真宗后期,以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荧惑朝野,帝亦淫于封禅之事,朝政因而不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
《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做了三项工作:一、制作了石刻文全部摹片;二、制作了石刻文编码字符集;三、阐述了作者对甘桑石刻文的初步研究结论。作者的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是真正的原创。书中关于石刻文的章法(上下左右)、摹片、字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书中关于甘桑石刻文性质的初步结论,可以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或借鉴。
艺术文献集成 搜集中国古代艺术方面的经典原著,以可靠的版本为底本,并予以重新校点整理,本书即是其中的一种。收录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东洲草堂金石跋》和沈树镛的《郑斋金石题跋记》两种作品。(清)何绍基,沈树镛撰,汪政点校。
《汉三老赵宽碑(东汉绝世之初出土精拓本)》又称《三老赵宽碑》,简称《赵宽碑》,始造于东汉灵帝刘宏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末日(公元180年12月17日)。于1942年12月17日在青海省乐都县老鸦城西五华里许的白崖子发现。距今立碑已达1830年。出土时,已自首行“三”字至二十二行“言”字蜿蜒斜裂,裂缝处有7字受损,另有6字亦损,清晰可辨者共681字。一度曾归马步芳所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收归青海省图书馆,1950年该馆失火,碑在底层,遭火焚楼塌压碎,现碑身仅存碗口大一块,残碑现存青海省博物馆。未毁前拓本极少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