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材料曾经被作为重要的古代文化载体，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就是简牍。在中国文书史的简牍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和所有的文明积累，都曾经由这种竹木材料所记录，所传承，所反映。通过这些简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式、军事制度、经济条件、社会构成、生活实况、文化形态乃至时代的精神风貌。所以说对简牍资料进行研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近世大批简犊资料的发现，特别是以现代科学考古发掘方法所得到的大量简牍，不仅为简犊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而且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宝贵的出土文献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古代社会。《简牍史话》便是介绍了简牍的形制、文化内涵、历代简牍发现、简牍研究的历史进步等内容。

《考古新资料与秦汉文学研究新视野》尝试利用考古新资料，包括考古发现的文学文《考古新资料与秦汉文学研究新视野》献和非文学文《考古新资料与秦汉文学研究新视野》献，以及与丧葬制度有关的一切物质文化形态，与秦汉文学研究相结合，进一步丰富、扩展和开辟秦汉文学研究的对象、视野和领域，并尝试将个案研究置于历史脉络和轨迹中，站在中国古代文学整体构成形态的高度，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角度去审视和思考，观照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期对秦汉文学传统形态和固有模式有所补充、发现、创新和突破。

敦煌留存的禅籍写卷计有300余件，分属百余种文献，事关禅宗经典及其注疏、早期禅宗语录、禅宗灯史、禅僧偈颂铭赞等众多内容，《敦煌写本禅籍辑校》撷取其中与禅宗史、禅宗思想研究密切相关的38种重要文献进行辑录和校释。这些文献大多虽早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各种原因，系统的整理刊布尚付之阙如，前有日本学者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后有姜宗福《敦煌禅宗文献研究》、黄青萍《禅宗北宗文本的价值及禅法》、韩传强《禅宗北宗敦煌文献录校与研究》等，但收录文献有待丰富，从校勘学上讲，由于照片不清等技术原因或其他原因，鲁鱼亥豕时有所见。就本人的观察所见，《敦煌写本禅籍辑校》不论在文献收录还是在校勘方面，都在前贤的基础上有较大进步，所作录文、校勘等严格遵循文献整理的学术规范，所整理的文献数

文书，中国古代各王朝维系统治的要件之一，至迟在秦汉时期便已高度成熟。王充《论衡》即有言曰：“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在唐代文书体系中，奏敕——臣民上报的奏事文书与皇帝颁下的命令文书，居于核心地位。它们是朝廷日常政务信息往来的主要载体，紧密关系着王朝的统治。奏敕处理流程，实际上就是唐王朝日常政务运作与中枢权力运行的过程。 本书从公文形态与政务运作联动关系的角度入手，对唐代奏敕体系的变化与中枢政务运作机制的演进加以研究，既丰富了唐代文书运作与制度变迁的若干面相，也可以为认识中国古代 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丧葬记录类简牍是古人在丧葬活动中专门用来记录有关丧葬事务的一类简牍资料。楚丧葬类简牍保存大量与楚国社会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楚国文字，提供了先秦器物方面的丰富数据，对于了解楚国名物制度、生活习俗与丧葬礼仪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汉大学简帛丛书：楚丧葬简牍集释》综合运用文字学、考古学、简牍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对已经公布的6批楚丧葬简牍，即信阳遣册、包山遣册与赗书、望山遣册、仰天湖遣册、曹家岗遣册、五里牌遣册，在简序编排、文字释读等方面逐一讨论，形成文本内容的集释，以期为系统研究楚丧葬简牍所反映的楚国物质文化、社会习俗等建立良好的史料基础。 《武汉大学简帛丛书：楚丧葬简牍集释》适合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及历史文献学等研究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一般提到的《蒼頡篇》，由三部分組成，包括《蒼頡》、《爰歷》以及《博學》，是秦代為了統一文字而頒布的字書，采用四言韻文的形式。此書是了解秦漢時期規範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對於研究文字的傳習史也有重要作用。但早已失傳，所幸在出土文獻中，我們有幸又見到了相關資料。出土《苍颉篇》研究通過對已公布的斯坦因所獲敦煌漢簡、居延舊簡、居延新簡、新中國成立後所獲敦煌漢簡、尼雅漢簡、阜陽漢簡、水泉子漢簡以及部分北大漢簡中的《蒼頡篇》殘簡的對比研究，**程度上復原了這部亡佚已久的字書，進而探討了此書的文本結構以及流傳中的不同版本。大致弄清楚了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基本弄清楚了“閭里書師本”**、五、六章的文本面貌，“姓名簡”由于見于多個出土本，現在可以肯定屬于《蒼頡篇》；其次，《蒼頡篇》文本結構具有一

本书搜集整理武威出土的所有西夏文和汉文文献，采用先整合，再分类研究的方法，弥补了学界对武威西夏文献所作的个体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在释录西夏文佛经时，克服了现存文献残页内容支离和片段的缺点，与汉文佛经文献互相补充，得到了更加完整的西夏文佛经内容；同时，通过整合、对比，还厘清了西夏文佛经的多种版本及刊印、流传情况。

上博儒籍是20世纪末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与儒家学派有关的简文，包含《孔子诗论》《性情论》等二十篇，除少数几篇以外，都属于传世文献中未见的佚籍。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文本研究，包括综合前人意见确定竹简编连，疏通简文大意，参考竹简形制和字迹特征，恢复每篇简文原始的篇卷状态等。下编为综合研究，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简文涉及的深层问题进行探讨，分为“上博儒籍与孔子”“上博儒籍与‘七十子’”和“上博儒籍与儒学文献”三个主题，发掘上博儒籍提供的新信息，探讨儒学文献流传中的各种现象，反思判断出土文献学派属性的标准等问题。

本书为《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2009，商务印书馆）的续集，选编作者2008年以来发表的同类主题的论文49篇，分为 新出简帛与古文字考论 新出简帛与古文献研究 评论及其他 三个部分。古文字考释资料从商代甲骨文跨越到东汉简牍，囊括了整个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所收文章既有严密的考释文章，也有学术史的回顾，又有对名家研究成果、学界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

2010年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五一广场东侧稍偏南位置的一口井窖中发掘出6862枚东汉简牍。该批简牍形制多样，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陆）》共收录长沙五一广场井窖遗址出土简牍四百五十枚，包括简牍图版、释文注释及相关附录。图版部分包括彩色及红外线的原大照片，释文部分含整理序号、释文及相关按语，附录含未见字迹简牍序号表、简牍编号及尺寸对照表和异体字表。

本書爲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輯刊，本輯共收録論文三十四篇，內容涉及甲骨、金石、戰國秦漢三國簡帛等多種出土資料，包括新近刊布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的简牍等，研究既有文字學上的探討，又有文獻學、史學及哲學等方面的考察，由此可以一見出土文獻研究的新進展。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是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而从海外抢救回归的，共有3300多枚竹简，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内容全都属于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种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 六艺 、 诸子 、 诗赋 、 兵书 、 数术 、 方技 六大门类。这批西汉竹书是继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汉代典籍宝库，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内容为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 是继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以及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之后，从地下出土的第四个简帛《老子》古本，也是目前传世*完整的《老子》古本，使我们对《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型的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本书在论述台湾简牍研究的分期、贡献和历史地位基础之上，详细介绍了劳干、吴福助、马先醒等学者的简牍研究成就，展现出简牍学研究在台湾的发展状况。

甲骨文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古老的汉字，是汉字的源头、是中国书法的鼻祖。 甲骨文字中独体字80％是象形字，其图形设计融入了各种情境的绘画语言，表现出不同的功用和审美意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奇妙的造型功能。甲骨文的象形特点很容易贴近大众，在抽象表现的同时，有那么一些象形的意味，使观者产生类似观山、看海、听啸的感受。 韩志强编写的《甲骨文十二生肖》选取传统文化中为普通民众熟知的“十二生肖”，将民俗与学术相结合，说文解字。甲骨文独体字中象形字占多数，而且一字多形、一形多意的现象很多；十二生肖都是动物，所以用甲骨文象形字具象书法来表现更显生动、逼真。本书通过二者互为表里，为广大读者上了一堂知识性、趣味性兼具的通俗理论课。

充分核对甲骨文旧的著录、利用辞例比较和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进行逐条研究、勘误。我写上面这段话时，我的博士生白于蓝正在以《V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为题，开始做他的博士论文。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当初由六个人完成的摹释和一个人专职抄录的大部头书，现在只由一个人在攻博期间完成全部的校订工作并抄录出来，是很困难的。单就和其它著录所收的同版甲骨相互校核来说，那时《甲骨文合集》的《材料来源表》仍未公布。我虽然已经蒙台北史语所的钟柏生先生惠赠据原拓本重印的《小屯乙编》，而且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旧甲骨著录相当齐全。但要校核与《甲骨文合集》同一版的甲骨，却要费很大的力气。白于蓝主要只能靠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和姚孝遂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对勘来找线索。当然还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研究”共10册，是“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是國家*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的重要成果。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即通常所說的“楚簡”，内容豐富，價值重大，涉及眾多學科，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這套書分地理、習俗、宗教、文字、語言、思想和《老子》、 《周易》、 《緇衣》等專題展開探討，體現了楚地出土戰國簡册文本復原和内涵探究的*思考和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书收录甲骨缀合成果326则，先按作者编排，然后在每位作者之下再按缀合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序。全书由“缀合图版”、“说明与考释”和“附录”三部分组成。缀合图版既有拓本又有摹本，拓本尽量按甲骨实物原大制版印刷。说明与考释源于已刊布的缀合文章，一篇文章中有若干则缀合的分列为若干则系于相应则下，详列其作者、题目、出处等信息。附录有相关索引、资料。

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发掘与研究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一百多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简帛研究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界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而随着简牍在韩国、日本等国的不断发现，简帛学的国际性特点目益显现。 简帛的发现并不始于近代，历史上的诸多时期都有简帛发现的记录。但是由于古代简帛的发现是偶然的、零星的，其研究也仅限于释文与年代考证，不仅简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其整理与研究也无持续性和规范性，因此，那时的简帛研究还不能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拥有世界上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在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献中，简帛文献为大宗。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内容性质主要分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还有书札、历谱、遣策和卜祷记录等。由于内容性质不同，简帛书籍和其他类别在研究的方法途径上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有学者主张将它们分开来进行研究。简帛书籍按其年代又可分为战国、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四组，其中战国一组年代早，学术价值非常高，其文字又多与其他三组有较大差异。而从书写材料看，简和帛根本不同，简也有竹简、木简之别。鉴于战国帛书只有子弹库楚帛书，其发现时代早，数量也少，学者研究比较多；而现在“已发现的战国简均为竹简”，换言之，已发现的战国简帛书籍除了子弹库楚帛书，就都是战国竹书，因此，将战国竹书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是完全可行和

《杞芳堂读碑记》对两汉到北周的墓碑、墓志、摩崖石刻、佛教造像记等诸多刻石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书法艺术、古文字演变、历代行政区域划分及其沿革、典章制度变迁等多方面的知识，征引宏富、说理透彻，对书法、石刻历史上许多存疑的问题，发表了中肯的意见。书中涉及的墓主、碑主中的大量历史人物都与正史相对照，起到碑史互证的效果。

先秦秦汉时期的祖先神崇拜在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各个时代的祖先神崇拜，在不同时代各有特色。本文主要利用先秦秦汉有关祖先神崇拜的出土文字资料，辅以传世文献，来考察先秦、秦汉时期的祖先神崇拜的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出土文字资料所见先秦秦汉祖先神崇拜的演变》适合先秦秦汉史、古文字学专业的学生及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