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系统地对《水浒传》英译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水浒传》英译比较研究的新途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比较四个译本译者翻译的意图、策略、方法和效果,用事实质疑了传统思维定式的译者观,重构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为唤起社会和译界对译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实证性参照;二是通过系统考察四个英译本历时效果轨迹与共时效果的关联,验证了《水浒传》英译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共生关系,证明了《水浒传》英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关系,为翻译史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佐证;三是通过对四个英译本重要现象的系统描述,拓展了《水浒传》英译研究的视野和空间,为扭转以往零星散见的研究状态、促进《水浒传》英译的系统化研究提供了实证的鉴源。
翻译涉及文本的理解与生成。现象学美学、话语研究、认知语言学可谓殊途同归,都注意到语言之于意识如同镜头之于景物。于是本文提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具备·种潜质,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对意识进行推拉与层,即“文本显征”。把握了它,就能了解作品映射到阅渎心理中的意识识构型,就可以进一步探究其心理指向。作者将经将经典美文《荷塘月色》及其三个英译本作为语料,突破了译本比较的传统方法,视各文本为独立的言语生命,先纵观缸个文本的内在,再横看单语语考察的结果,最终开启了对翻译研究中效果和差移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教授谈到siniligy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①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②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④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