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战略变革成为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战略变革指导框架。随着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品位下降和环保政策趋严，资源型企业面临迫切的战略变革需求，本书聚焦中国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企业，探讨其在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进行的战略资源配置模式的变革。通过实地调研、逻辑演绎、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本书发现组织惯例与动态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动态能力在组织惯例与战略变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环境动态性和管理自主权对战略变革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组织惯例通过组织学习和创新演化出新的动态能力，推动企业实现战略变革，摆脱路径依赖，获得竞争优势。本书研究昆明钢铁、瓮福集团等四家西部资源型企业，深入分析了其战略变革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这些企业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科技创新浪潮，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数字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实践产物，数字金融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主要聚焦于我国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以全面的视角量化西部各城市数字金融发展现状。此外，为了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同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差异，以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还计算了中东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城市竞争力指数。最后，通过梳理重点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案例，本文试图探索城市数字金融发展的先进经验。本文的结果为全国各城市提高数字金融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部占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在这片广袤大地上，聚居着三亿多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对于西部，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16个年头，西部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研究所工作。1965年，为响应备战备荒、建设“大三线”的号召，我所在的部门整体搬迁到西安。从大上海到西部古城，我领略了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质朴厚重的民风社情、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也感受到了西部民生多艰的一面。那时我常想，我们这代人能为西部做些什么？然而身处那个特殊的年代，虽有报效祖国之心，也只能是一种热切的期盼和美好的憧憬。

中国开发区已经“三十而立”，如何继续创新管理，让体制机制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是开发区面对的新课题。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线，又是公共管理的基层。笔者在批开发区——宁波开发区工作了30个年头，先后担任过宁波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兼副总裁和宁波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巡视员，是“中国开发区30人论坛”的成员。从事过企业的工商管理，也从事过区域行政的公共管理。

本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的研究课题。该课题研究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联系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紧扣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在阐述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论证了西部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问题、“三农”问题、科技与制度创新问题、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社会人文环境建设问题以及社会政治稳定问题。对各个问题的论证，都力求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与民族地区的问题及民族问题的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相互关系这个主题，而且始终注意了把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