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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马木鲁克制度，是一种以 马木鲁克 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模式。马木鲁克制度起源于9世纪前后，13世纪在埃及达到其发展的高峰，16世纪初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后的很长时间内依旧持续存在、发展并影响着埃及的政治统治，直到19世纪才最终消亡。马木鲁克制度对埃及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成为埃及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本书是一部较为完备的系统介绍埃及马木鲁克制度的著作，对埃及各历史时期中马木鲁克制度的特征作了详细介绍，阐述了马木鲁克贸易的历史演变，马木鲁克阶层的形成、维护与发展，马木鲁克阶层在埃及政治统治中的角色等各个方面。
本书以 殷周萌芽时代 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 儒家独霸时代 （汉以后） 欧美法系侵入时代 等四个时代来概括整个中国法律思想演变的三千年历史，纵览回顾了自殷周至清末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全过程，还初步回顾了清末变法以来的法律思想巨变。同时，作者以 法律问题 为线索来编制本学科的研究体系，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此外，本书还关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变革以来中国法律思想的剧变，在法学领域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对此进行了讨论，尤其注意到了中西法律思想的巨大差异，注意到了西方法律思想对中国法系传统的毁灭性攻击，开启了近代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先河。
《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共63条。《大宪章》确立的 王在法下 的原则被世界法治国家广为遵从。1215年之后，英国法治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完善进步，妥协的政治精神及 王在法下 的理念也历久弥新，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大宪章》是英国法治殿堂的一颗瑰宝。
本书旨在提倡学派之争，但并非单纯介绍与评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派之争，而是以学派之争为线索对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进行分析与研究。本书既解释了现行刑法的基本立场，也阐释了作者在刑法上的基本立场，如坚持客观主义立场、主张实质解释论和结果无价值论、肯定以心理责任论为前提的规范责任论、提倡共同犯罪之行为共同说，以及并合主义等。
公法与私法一直是平行发展的。在私法中，个人意志的自治性正在逐渐消失；个人意志自身缺乏为自己赢得法律地位的力量。在功法领域，我们不再相信在公职人员背后存在一个集合性的具有人格和主权的实体，这些公职人员只是这一实体的代理人或“器官”。因此，公法不再是规制主权国家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毋宁说，它是对于组织和管理某些服务来说必不可少的规则体系。成文法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命令，它是一种服务或者一群公务人员的组织规则。行政行为也不再是一位发布命令的官员的行为或一位执行命令的公务人员的行为，它是一种根据服务规则而为的行为。这种行为所涉及到的问题永远必须同样接受一些法院的审查。如果一项行政行为违反了某一成文法规，任何一位受到影响的个人都可以要求该行为无效，这种要求并非基于一项主观权利
在全球化、信息化、监管缓和的趋势下，社会依赖 契约 的领域愈发趋向扩张。而如何理解 契约 ，又与我们用何种理论去把握社会的这个问题息息相关。本书作者曾批判传统契约概念，并倡导符合日本现实的新契约观（关系契约理论），以此向学界抛砖引玉。在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本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当今现代契约法中的问题。本书系内田贵在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就契约法如何改变自身，以便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所形成的思考成果。1990年内田贵撰写《契约的再生》之时，他本人感到当时契约正如同濒死的病人一样。但十年后，宏观环境焕然一新，反而让人感到 契约的时代 已经降临。这本书也是他本人对此激变所努力作出的理解。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本书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几十年来，这部著作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
本书使用从先秦到清末的典型案例，在综合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尝试还原传统中国法的原貌，分析其法言法语，历数其法典法官，从而展示中华文明史中 礼-法 二元规则体系的发展脉络，同时对个案进行深度、厚重的描写和分析，从而展现延续千年的中华法统，其融合天理人情、调和信仰道德的特点。书中既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朝廷大员关于某一法令如何适用的争论，也有讼师这一特殊职业、城隍这一民间信仰对于中华司法体系的不同影响。 通过鞭辟入里的阐述，作者证明了：在法律技术层面，中国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我们并不落后于同期西方法律，甚至犹有胜之，虽因近代发展进程而退出历史舞台，但 传统中国法 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它是广大中华儿女可以随时追溯、时刻省思的灵感来源，它会帮助这个 古老的自由与正义国度 成为人类命
《历代刑法考》，是中国近代法史学的奠基著作。自问世一百年来，被公认为了解中华法系的需读书。本书在编目上充分考虑法律内容上的归整，避免有关刑事法律的内容与律令篇章混杂排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辑入与刑事法律有关联的篇章，下卷辑入传统律令。经过重新编排的上下两卷，内容各有倚重，分类明了。如果从法学意义上讲， 历代刑法考 的内容集中于上卷；其他，律令通考、典型朝代的律令，汉、唐、明律令制度均编入下卷。编目的重新归整，还考虑到法律不同专业读者的阅览偏好。学习研究刑法者，建议精读上卷，研习中国法律史者，可读下卷。方便各类法科读者查阅，是本次出版的简化字横排本的重要特色。 《历代刑法考 上册（中华现代学术名著3）》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
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早的一部民法典；经过一些修正后，它现在仍然施行于法国。 《法国民法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民法的发展显然是很有影响的。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一，法国在十九世纪是一个强国，它的力量使该法典易于影响外国。二，该法典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其优越性，这也使它易于影响外国。就形式说，该法典文字简单明了，逻辑谨严，体系完整。就实质说，该法典不公折衷了法国习惯法和罗马成文法，使它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且重要的，是它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和桎梏，它的一些原则使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把它评价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良好的上层建筑。三，十九世纪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大都急需编纂统一的民法典，而该法典是现成的模型。
酷刑已经绵延了几千年 有时大张旗鼓，有时偷偷摸摸。从古希腊对战俘用刑到中世纪的猎巫运动到 9 11 事件后的刑讯活动，酷刑总在我们身边。 《酷刑简史》讲述了酷刑的整个历史：包含了各个时期，从古希腊到 9 11 ，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湾监狱；囊括了各个地域，从西班牙到英格兰，从阿尔及利亚到北爱尔兰，从欧洲宗教裁判所到古代中国、日本的官方刑讯；容纳了各种酷刑方式，从 拉肢架 、拇指夹到电椅、药物，从肉体摧残到精神施虐 尽管酷刑从古至今一直深受谴责、背负骂名，但在摧残同类来获得信息这件事上，人类从未停止，且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不使用酷刑，就会发生惨烈的恐怖事件，警察该怎么办？ 单纯的施暴 与 逼取信息以拯救他人 的分界在哪里？什么样的刑罚是 令人不快但可以接受的 ，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2022年5月恰逢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本书也是张晋藩先生值此之际对中华法文化学科多年来研究成果和学术主张的一次简明扼要的梳理和阐释。
本书主要以清代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关注整个民事裁判中出现各种类型文书，从文书层面还原和解读清代民事裁判程序。本书将结合官方档案和私人所藏文书，对清代明示裁判文书进行详细解读，并从历史视角考察明清时期裁判文书乃至裁判程序的变迁。
本书是一部关于公立医院系统反腐败机制研究专著，对近年来发生在公立医院的职务犯罪案例进行了定量、定性分析，力求找准公立医院职务犯罪特点、腐败案件发生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原因以及医院管理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地提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重大项目”，“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建设项目”之一， 是由何勤华主编的《法律文明史》的第九卷，分为上下两卷。 在人类法律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大陆法系的贡献特别突出。作为当今世界*的法系，一方面，大陆法系涉及国家众多，日本、中国、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一大批亚、非、拉主要国家均是其成员，而在其发源地欧洲大陆，以法国、德国为核心，更有40余个国家保留着大陆法系的传统。另一方面，大陆法系以其鲜明特色，如完整的六法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成文的部门法典、法律解释和法典注释学、从大学中发展起来的法学教育、教授型的法学家群体等，丰富着世界法律文明的内涵，推动着文明的发展。 本书对大陆法系做了全面系统的
《公主之死》是一部法律史作品。作者爬梳史料，详细讲述了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作方式探讨了婚姻暴力、性犯罪、亲属容隐、连坐、夫家认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通过零星残存的条文、案例和判决，作者分析了儒家官僚集团与皇权在确定涉案人员罪名及刑罚轻重方面的共识和分歧，深刻揭示了汉唐之间几百年里女性的法律地位情况、法学和司法的传承状况，显示出虽然从汉朝开始婚姻和家庭伦理已被纳入法律规范之中，但儒家伦理法制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在胡汉交融的北朝时期，夫尊妻卑的伦理并未 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读懂这一案件，对于中国法律“儒家化”或“父权化”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会有 深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