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是一本近代法政人物史、学术史的随笔集。全书以近代中国法律史上的法政人物为对象，通过爬梳回忆录、期刊、报纸、日记等史料，还原清末民国新旧交替时代法政学人的多面形象。 《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并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也并非纯虚构描写，而是以史料为基础，以通俗的故事化文笔，让这些法政学人在逸闻趣事中展现出特有的人格品质，进而让我们回到那个中西法律文明对撞的时代，体会作为法律人个体的学术理想与命运沉浮，思考同为转型时代的当今中国法律学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书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具有 范式 意义的著作。作者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yi手材料，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迄今为止zui为系统的探究。其讨论的范围，由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和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到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直至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这一研究旨在反映清代习惯法所在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以关照现今在法律实践上的问题。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内容上，该书都堪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典范。
《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共63条。《大宪章》确立的 王在法下 的原则被世界法治国家广为遵从。1215年之后，英国法治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完善进步，妥协的政治精神及 王在法下 的理念也历久弥新，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大宪章》是英国法治殿堂的一颗瑰宝。
本书是一部深具现实关怀的法律史佳作。作者站在当下回顾清末这一法律移植时代的变迁，又从清末反观当下的法律文化。书中简述了《大清钦定刑律》的立法过程，清晰展现了与之相伴的著名论争 清代礼法之辩，阐述了论争的主要内容和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就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由 礼法之争 看近代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社会转型，并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
《中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法制史的经典性著作。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本书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几十年来，这部著作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
公法与私法一直是平行发展的。在私法中，个人意志的自治性正在逐渐消失；个人意志自身缺乏为自己赢得法律地位的力量。在功法领域，我们不再相信在公职人员背后存在一个集合性的具有人格和主权的实体，这些公职人员只是这一实体的代理人或“器官”。因此，公法不再是规制主权国家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毋宁说，它是对于组织和管理某些服务来说必不可少的规则体系。成文法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命令，它是一种服务或者一群公务人员的组织规则。行政行为也不再是一位发布命令的官员的行为或一位执行命令的公务人员的行为，它是一种根据服务规则而为的行为。这种行为所涉及到的问题永远必须同样接受一些法院的审查。如果一项行政行为违反了某一成文法规，任何一位受到影响的个人都可以要求该行为无效，这种要求并非基于一项主观权利
在两千多年漫漫的中国法制长河中，汉、唐是两个相当关键的时代，其之于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形塑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深刻历史意涵。 作者深耕细犁中华法史四十余载，融冶史学、经学、律学于一体，凝萃成书。书中主要以儒家传统之礼贯通脉络，总分二部，上篇专研两汉经义折狱，下篇探究《唐律》立法原理。本书结构坚实，考案缜密，兼重实例，间援当代法学观念作诠释，有发明古今之效；而论证严谨，晰理至明，孤诣独照，勾勒出汉唐法律文化的绝代风华。
比起美国稳步演进的宪法史，中国几经更迭的宪法史，看似是一笔 失败的遗产 。但问题是，人们是否可以抛开历史而理解现在？是否可以凭空制造出理想的宪制？所谓 失败的遗产 难道不是妄想凭空制造出 美丽新世界 的产物吗？抛开这笔 遗产 ，人们是否有可能理解新中国宪制的本质以及构想未来宪制的可能方案？ 中国宪制的发展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看似截然的断裂，实则有内在的关联；未来中国的宪制更不可能抛弃与这笔 遗产 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说，只能从这笔 遗产 中生发出来。 本书旨在探究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那就是 宪法何以中国 ： 为什么自清末以来，中国需要现代宪法这么一个西方舶来的 劳什子 ？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以 八二宪法 为开端的改
本书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原理。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2022年5月恰逢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本书也是张晋藩先生值此之际对中华法文化学科多年来研究成果和学术主张的一次简明扼要的梳理和阐释。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本书依据大量手资料，再现了晚清各级审判厅——同时又是中国早的地方法院——成立和动作的全过程，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多角度分析了各极审判厅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后指出，晚清各级审判厅的筹设是中国司法审判史上的大事，是司法独立思想在地方的首次实施，将四级三审制落到了实处。其中，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对程序的重视、民刑案件分别审理和以专业化考试选拔法官等成果为民国所继承和发展，并对建国后的司法审判制度间接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局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的死亡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思想的移植。如此，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群体也得以透过他们手中的重器——法律——参与中国的变革。律师的历史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了解民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扇窗口。在民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变局之中，律师群体是一股强劲的浪潮，左右着这段历史的走向。要读懂民国，读懂中国近代史，读懂国运的航线，不能不读懂律师。 本书中涉及诸多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华人大律师伍廷芳、民国“号律师"曹汝霖、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吴经熊大律师，立宪救国先驱沈钧儒等等，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约法，从巴黎和会交涉到治外法权的废除，从抗日爱国到施行宪政，从工人组织到女权运动，从司法独立到表达自由，都
法律演化是法律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作为当代杰出的比较法和罗马法学者，艾伦 沃森在本书中通过五个章节研究了关于契约的罗马法、中世纪习惯法、17世纪苏格兰私法等具体法律的历史变迁，同时针对诸多 法律与社会 关系的理论进行批判，描绘了法律传统的本质及其表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变革与演化的观点。他认为，法律具有自主性；法律传统对于法律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法律变革独立于特定时间和空间；除非法律变革受到战争等影响，法律变革很少受到法律外部，比如经济、政治等的影响。
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秦汉以来，在法律体系上一脉相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法系。中国古代法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惩治犯罪、社会管理、反腐倡廉、社会生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一些“精细化”管理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一些零星碎片的记载中，也向我们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秦镜高悬：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结晶之作，具体从中华律典、犯罪、刑罚、诉讼与审判、法律与社会、倡廉与肃贪、法律与生活七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历代法典的介绍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呈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概貌。
本书的撰写立足于史实和大量手材料，参考*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过程、结果和影响，探讨其成败得失。 清末的中央官制改革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已的状况下进行的，其改革一方面具有明显的被动成分，另一方面也具有制度性影响和遗产，如在改革中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部宪法性规范文件、按照分权原则制定个内阁官制并建立新的行政系统；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文官制度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考核机制，等等。所以这些内容都具有制度性意义，并对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有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法律史的探究仅侧重于唐律一种法律形式，而没有把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本书以现存的唐代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为线索，结合新出土的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中外古代典籍，对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日律令制的关系以及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经济、民事、宗教和涉外法律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德国1965年至1985年是法理论发展的高峰的诸多理论立场和主张：法律论题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商谈理路、法律科学理论，法与社会科学、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政治法理论、纯粹法理论、法律逻辑和道义逻辑、法律信息学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对法和法学学家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