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岛易断》是日本“易圣”高岛吞象一生智慧的结晶。书中收录了高岛氏亲断的近百多个占例,内容涉及日本军政大事、 关系等,其中有些还曾上呈至日本天皇、内阁 大臣等。 我国学者孙正治、孙奥麟以弘扬易学为己任,历经多年,始完成对《高岛易断》的点校、今译工作,不仅保留原书精髓,且对书中涉及的重大事件加注予以说明,对于研究《 》在日本的流布应用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差异与重复》既是德勒兹 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当代哲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 批判的奠基之作中,德勒兹创造了大量概念,尝试将自己的观点体系化。 他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同一性哲学、主体性哲学的自然哲学,其核心是纯粹差异和深邃重复这两个概念。 同时,德勒兹在本作中倚重的思想资源也 庞杂,既对柏拉图、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也讨论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类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理论上的巨大野心和思想上的驳杂,使得这部作品即使是在本就以晦涩著称的德勒兹著作谱系中也显得尤为困难和特异。
善,为什么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恶的侵袭?善的脆弱性到底是一种缺陷,还是一种黄金般的品质?纳斯鲍姆将带领 我们,探究善的真谛,洞察人性本质。 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 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 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本书令纳斯鲍姆一举成名,不仅为她在学术界获得无数称誉,也将她的影响力拓展到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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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为什么拒众人的苦苦哀求,拒越狱,勇于赴死?《理想国》为什么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书”?康德又是如何实现了既为人类的理性划界,也为上帝和信仰留下地盘?为什么论起抽象和晦涩简直可以说举世无双、独孤求败的黑格尔,却批评我们普通人经常陷入“抽象地思维”?兼有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的尼采,为什么说弱者、怨恨之人的灵魂是“歪”的?自由雅典与铁血斯巴达共同之处在于——对“”的不懈追求;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个伟大命题的笛卡尔,居然是个赖床的哲学家;日常生活中“人畜无害”的胖子大卫·休谟,在哲学领域却是一个勇猛精进的斗士;莱辛说人们谈论斯宾诺莎就像谈论“一条死狗”,马克思也说哲学的老王黑格尔死后被当成“一条死狗”,可是如今他们却都死而不僵、借尸还魂了……我们还会发现原来《黑客帝国》的思
该书是德里达2002—2003学年的课程讲义,也是德里达生前 一次讲课的内容。在这一卷讲义中,作者延续了 卷对于野兽和主权者问题的思想史考察,但将注意力聚焦于两个文本之上——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通过来回对读这两个貌似没有多大关联的文本,德里达考察了孤独状态、世界、暴力、无聊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它们影响着人和动物的不同存在方式。作者向读者展示,海德格尔对于“无聊”的存在论考察为鲁滨逊的故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启发,而笛福的小说也为重新探讨海德格尔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德里达在生命末期对死亡、他者等问题的思索,及其与布朗肖、列维纳斯等思想家的对话,为人们理解当代法国思想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 珍贵的参照系。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众是轻信和易受骗的,古斯塔夫 勒庞的《乌合之众》让群体的愚昧性深入人心,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也让人们深信大众会盲从权威。可是果真如此吗?法国知名认知科学家雨果 梅西耶颠覆性地指出,人类从来都不好骗,他们看似的轻信、盲从甚至迷信,其实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符合自身zui佳利益的选择。 全书围绕 开放式警觉机制 这一人类沟通的核心机制展开,指出人类拥有一套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评估和检验的认知机制,使我们能开放地接受有价值的资讯,又能警觉地抵制危险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没有把握的信息时,人的预设是保守的,而非轻信的,所以我们犯错更可能是因为在该信任时不信任,而非在不该信任时信任。 阅读本书,你将看大量颠覆性的认知科学知识和精彩的故事,看到决定竞选、广告、说服和谣
本书基于文化自信的宗旨,提出如何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理部分,使之与中国现代化文化相融合。所谓中国式解读,指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理论标准,它决定着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解释模式和表达方式,以及选择素材和审视结论的价值取向。具体有以下三点:1.用地道的中国话说外国的道理;2.以中国文化为参照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3.加强西方哲学研究同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联系和合作。基于此,全书分五篇:西方哲学总论;西方哲学史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西哲学和文化的研究;“大哲学”的观念。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20世纪 、 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无论是崇拜还是批判,支持者和批评家们都倾向于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库恩的思想是革命性的。在本书中,作者史蒂夫·福勒认为“范式转换”这一短语的共鸣充分证明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福勒认为,库恩有意或无意地分享了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倾向,即向公众隐瞒新知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科学革命的结构》坚持要区分科学家的科学史和适合历史学家的科学史,造成了尴尬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科学战争”,并扼杀了许多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