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种之求:优生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及其影响》以优生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为主线，勾连起中国近代社会复杂的思想变迁，系统梳理了优生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总结了这一具有特殊历史、科学和文化意义的学科之传播特点，并系统分析了优生学的传播对近代中国人婚姻、恋爱、生育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彰显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中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中遗传学对社会文化变革的特殊影响，对于人们了解优生学这一学科的基本内涵、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特点、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关系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选材丰富，视点独特。
本书收集了郭志刚近几十年中对中国生育率及有关问题的30篇学术论文，系统反映了他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以来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包括他追踪借鉴国际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对生育率指标、方法与人口预测模型的探讨和改进，以及对中国人口调查数据的一系列应用分析的研究结果。 2004年.郭志刚率先提出中国时下的生育率很可能远低于当时的权威估计。郭志刚还认为，多年来人口统计陷入一个怪圈，即严重高估实际剩余水平，进而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这事关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和未来中国长期持续发展，是中国人口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之后，他认真地用数据和新方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多角度检验，并努力从多方面探索研究了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复杂性。 他还针对时下人
杨菊华教授等著的《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是一本典型的人口学著作，本书融合了几位人口学者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读者不难从本书的书名、各章节的标题和作者的学术背景得出这个结论。本书作者翟振武、杨菊华、陈卫等都学贯中西，毕业于我国的名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海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专业专攻人口学，师从名师，并先后取得人口学博士学位。他们人口学研究的基本功都十分扎实，再加上多年人口学教学的实践，他们在人口学的造诣是很深的。他们指导并带领学生一道精心研究，获得的成果有很高的可信度。 本书的出版充分说明人口学是我国社会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门科学。众所周知，科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历史一再证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始终是个重要问题。我国在20世
《人口科学发展新论》是浙江新时期人口科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入选的148篇论文中，有专家学者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前沿思考；有领导干部破解难题、总揽全局的决策思维；有基层工作者深入实际、含英咀华的真知灼见。全书以“统筹人口发展，构建和谐计生”为主线，从人口发展、宣传教育、依法行政、利益导向、优质服务、流动人口、队伍建设、性别比治理、生殖健康九个方面，深人发掘，升华总结，展现了理论认识点与面的统一、事与理的统一、重点与难点的统一、基础工作与高层倡导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口理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论文集的出版必将为全省人口计生工作更好地开展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目前已经在更替水平以下。中国的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水平方面曾经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依然在发挥作用。未来生育政策走向如何？这本《中国低生育水平研究》由姜全保、韦艳和果臻著，在介绍了当前生育水平的争议之后，探讨了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和变动趋势，研究了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后果，并且分析了部分低生育水平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后果及为了提高生育水平而采取的对策，进而对中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本书希望能解决当前的一些争议，为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依据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包括中国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我们已经进入理论与实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而言，人口问题的实质不是人口数量多少带来的问题，而是人口怎样变化带来的问题，是人口规模与结构急剧变化带来的问题。我国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这正是我们高度关注并深入论争生育政策调整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书的几个议题始终是围绕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关键问题：其一，关于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及人口转变规律的再认识问题；其二，人口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即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三，如何评估现行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得”与“失”，特别是评估生育政策实施的、被人们忽略或淡化的“滞后”后果；其四，公共政策包括人口和生育政策背后应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著作。 作者分专题探讨了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重大事件和主要阶段的历史问题，不仅界定了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等一些重要范畴的科学含义，还揭示了几十年来因为制度不透明而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谜团。譬如，人们一直说“一胎化”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来的，作者则证明它是以陈慕华为首的计划生育部门在1979年实际推行；1980年党中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是刚刚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个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现行的生育政策的一个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政策的妥协和纠正等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问题就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以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计划生育不断取得成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当中不仅成为重要的节育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和动力。胡桂香编著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把农村妇女置于现代化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一历史语境中，通过口述资料、田野调查与档案、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试图展示计划生育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被女性纳入自身的生活轨迹。同时，本书还试图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同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关联的，并将考察 公 私 领域之间的交融与冲突。
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所谓中国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村人口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此书表达对此问题的关注，衷心希望我国广大农村通过切实有效的人口控制加快走向富裕的步伐。
继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剧增之后，全球已开始被低生育率的浪潮所席卷。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也已达20年之久。这种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的人口态势已经并继续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本书为读者理解中国生育变动和相关的政策选择提供全方位的解读。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我国低生育率形成的过程与原因，了解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把握长期低生育率所可能形成的困境与挑战。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低生育率大势需要政府和社会充分理解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根据变化了的人口态势，作出及时明智的政策应对和行为转变。
中国正面临人口、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对于人口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殖健康作为农村居民健康和福利的重要领域和因素，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重视。社会转型使得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长期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公平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人口与社会长期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社会发展目标和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现实，要求深入研究生殖健康领域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者的态度和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状况，促进生殖健康中的社会性别公平。依托于福特基金的资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发展出适用于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量表体系；并分别从学术性和实践性两条途径探索了量表的应用；进而从改善公共卫生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和县区级计划生育/殖健康优质服务的社会性别公平促进框架，为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
计划生育是中国在20世纪进行的伟大的社会改革实验之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作者以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东村为例，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基于手田野调查资料与地方档案材料，详细描述东村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与生育文化演变的关系，在这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计划生育研究的空白。本书探讨的问题，如村落传统生育文化的内容、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微观社会基础、维持村落低生育水平的作用机制生育文化的演变逻辑等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今，全国各地在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等方面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日照市东村生育文化转变的经验，或许能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分析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实践过程，总结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社会工作项目开展的成效及经验，探索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运作机制，提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书重点讨论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正面收益，即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行为，并且这种改变是有正面意义的，进而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便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高成本的公共政策，包括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不文明执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造成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形成独生子女问题，侵犯妇女儿童权益，一些理念、做法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等。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基于两个前提：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压力；计划生育政策可有效减缓人口增长。根据我们所做预测，中国人口的峰值将出现在2020年左右，峰值人口在14亿左右，人口压力已不是当务之急；相反，中国正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将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养老负担。经验研究显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本书是基于云南昆曼公路沿线及其辐射的少数民族村庄的多次调研而进行的研究，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大背景下，人们自主或被迫的流动如何影响和改变少数民族妇女和男人的生计、生活、身份，进而影响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变迁。流动既是生计的策略和能力，也能呈现社会关系变化的过程。本书试图对与流动相关的社会服务、土地利用的变化、边境贸易与旅游、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等方面提出政策分析和建议。
本书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述评的基础上，利用大量人口数据，得出了世界各国出生性别比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的规律性结论，并从全国、省、地（市）、县四级剖析了中国出生性别比失常问题；对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及其人口后果的量化分析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对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内在动因——生育“性别偏好”做出了理论阐释，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具有独到之处；对生育“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失常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影响进行了新的探讨。
2007年4月和8月，中国妇女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及新疆妇女研究会合作，分别在北京市和乌鲁木齐市成功举办两期“妇女／性别研究培训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多个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国际、国内的视野，探讨妇女／性别研究方法、规律及规范，分享研究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体会，受到与会者的广泛欢迎。本书基于这两期研训班的专家讲座，反映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生命伦理学、法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专家视野中的妇女／性别研究方法和成果。该书不仅可以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专业参考书，而且也可以帮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和理解妇女／性别问题。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稳妥扎实有序推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现提出如下意见。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人口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人口转型期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初步成果，围绕具体原则和目标，建立了分析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理论框架，并对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政策含义的研究结论。
本书对在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以后，应对人口和经济发展严峻挑战和机遇正面临的以下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数据分析：（1）我国当前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其成因机制是什么？今后变动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2）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和构建老龄健康友好型社会？ （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是怎样的？ （4）在当前和未来的低生育率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增长和粮食、土地利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5）独生子女教育存在哪些问题？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少子化？ （6）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负面或正面影响？如果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平稳放宽为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普遍允许生育二个孩子，是否会造成人口失控？ 本书是“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人是社会的包袱吗？就业难是因为人口太多吗？存在所谓的适度人口标准吗？环境恶化是人口多造成的吗？资源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性别比失衡是因为重男轻女，还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至今。计生部门宣传的很多“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人口的观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然而。现实的人口危机早已悄然袭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众多弊端逐渐显现，一些行业的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未来将不堪重负，“421”家庭生活压力增大，性别比失衡严重……而且，人口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大工程”，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吗？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何亚福著，本书从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问题入手。 细致地分析了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论断是多么荒诞。在结合中国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阅读和研究，还原了关于马寅初与计划生育的历史真相，指出：“计划生育是*在苏联批援建工业项目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背景下提出的与政府生产计划相联系的一个新概念，马寅初在中南海聆听了*关于政府要建立一个部门和实行计划生育的讲演后，发言表态支持计划生育并写出《新人口论》，而不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实行计划生育。1958年到1960年，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先后两次批判马寅初的论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作为该书的附录之一也受到了批判。所以，并不是马寅初因为主张节制生育遭到了批判，历史上并未发生过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事件，马寅初受到批判和围攻的过程中也从未发现过康生、陈伯达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