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一书的体系构架也颇具特色。全书由八章构成，从科学界定东西方和生育文化含义，阐述生育文化内容、特征人手，到对东西方生育文化发展进程的总体比较，并以此为基础，对东西方婚育价值观念、婚育风俗习惯、婚育家庭制度、婚育（性）知识认知和行为、生育文化理论等方面的具体比较，后在揭示东西方生育文化交汇、融合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探索生育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并对新时期我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全书以纵向比较研究为主线，以具体内容比较为延伸，每章虽各有侧重研究的问题，相对独立成篇，又不局限于各自的问题，各章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相互论证，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脉络清晰、逻辑严谨的体系，为研究全球化趋势下的东西方生育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
本书总结了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和普惠型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两类政策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际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两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扶贫开发政策和新农保政策为例，实证分析两项政策在基层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归纳了基层计生工作造成的影响。对于两项政策如何协调提出了理论思考和具体衔接思路和机制，并提出新形势下计生家庭优先优待政策应转向注重家庭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新思路。
国家安全是一个体系，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维护人口安全是始终值得高度重视的大事。尽管人口安全的概念提出甚晚．但一经提出就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也足以证明人口安全观是一种全新的人口视角，标志着人类对人口问题认识的升华。 正因为人口安全观提出的时间不长，学术界在人口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不同看法也在所难免。从人口安全提出的逻辑起点和关注重点出发，本书认为人口安全是一种程度严重到威胁损害人的自身生存发展或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人口问题。即是说．人口安全问题是人口问题，但却是非常突出的人口问题；人口安全既是“人口的安全”（主体），又是“安全的人口”（客体）；人口安全问题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动态性。
“上海社区教育特色案例集”是“上海终身教育特色案例研究”丛书的本。 全书由四篇组成，共包括三十六个案例。篇为“市民学堂”，第二篇为“团队学习”，包括八个案例，第三篇为“特色项目”，包括十个案例，第四篇为“体制创新”，包括八个案例。
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所谓中国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村人口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此书表达对此问题的关注，衷心希望我国广大农村通过切实有效的人口控制加快走向富裕的步伐。
继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剧增之后，全球已开始被低生育率的浪潮所席卷。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也已达20年之久。这种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的人口态势已经并继续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本书为读者理解中国生育变动和相关的政策选择提供全方位的解读。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我国低生育率形成的过程与原因，了解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生育政策的变化历程，把握长期低生育率所可能形成的困境与挑战。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低生育率大势需要政府和社会充分理解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根据变化了的人口态势，作出及时明智的政策应对和行为转变。
中国正面临人口、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对于人口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殖健康作为农村居民健康和福利的重要领域和因素，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重视。社会转型使得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长期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公平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人口与社会长期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社会发展目标和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现实，要求深入研究生殖健康领域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者的态度和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状况，促进生殖健康中的社会性别公平。依托于福特基金的资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发展出适用于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量表体系；并分别从学术性和实践性两条途径探索了量表的应用；进而从改善公共卫生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和县区级计划生育/殖健康优质服务的社会性别公平促进框架，为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
计划生育是中国在20世纪进行的伟大的社会改革实验之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作者以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东村为例，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基于手田野调查资料与地方档案材料，详细描述东村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与生育文化演变的关系，在这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计划生育研究的空白。本书探讨的问题，如村落传统生育文化的内容、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微观社会基础、维持村落低生育水平的作用机制生育文化的演变逻辑等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今，全国各地在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等方面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日照市东村生育文化转变的经验，或许能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本书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述评的基础上，利用大量人口数据，得出了世界各国出生性别比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的规律性结论，并从全国、省、地（市）、县四级剖析了中国出生性别比失常问题；对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及其人口后果的量化分析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对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内在动因——生育“性别偏好”做出了理论阐释，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具有独到之处；对生育“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失常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影响进行了新的探讨。
2007年4月和8月，中国妇女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及新疆妇女研究会合作，分别在北京市和乌鲁木齐市成功举办两期“妇女／性别研究培训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多个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国际、国内的视野，探讨妇女／性别研究方法、规律及规范，分享研究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体会，受到与会者的广泛欢迎。本书基于这两期研训班的专家讲座，反映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生命伦理学、法学、文学等学科领域专家视野中的妇女／性别研究方法和成果。该书不仅可以成为相关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专业参考书，而且也可以帮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和理解妇女／性别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发展历程、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利益导向政策、引导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利益导向政策、帮扶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等。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稳妥扎实有序推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现提出如下意见。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人口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人口转型期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初步成果，围绕具体原则和目标，建立了分析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理论框架，并对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政策含义的研究结论。
本书对在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新时期以后，应对人口和经济发展严峻挑战和机遇正面临的以下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数据分析：（1）我国当前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其成因机制是什么？今后变动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2）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和构建老龄健康友好型社会？ （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是怎样的？ （4）在当前和未来的低生育率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增长和粮食、土地利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5）独生子女教育存在哪些问题？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少子化？ （6）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负面或正面影响？如果将现行生育政策逐步平稳放宽为在适当晚育间隔前提下普遍允许生育二个孩子，是否会造成人口失控？ 本书是“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
人是社会的包袱吗？就业难是因为人口太多吗？存在所谓的适度人口标准吗？环境恶化是人口多造成的吗？资源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性别比失衡是因为重男轻女，还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至今。计生部门宣传的很多“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人口的观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然而。现实的人口危机早已悄然袭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众多弊端逐渐显现，一些行业的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未来将不堪重负，“421”家庭生活压力增大，性别比失衡严重……而且，人口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大工程”，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吗？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何亚福著，本书从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问题入手。 细致地分析了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论断是多么荒诞。在结合中国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阅读和研究，还原了关于马寅初与计划生育的历史真相，指出：“计划生育是*在苏联批援建工业项目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背景下提出的与政府生产计划相联系的一个新概念，马寅初在中南海聆听了*关于政府要建立一个部门和实行计划生育的讲演后，发言表态支持计划生育并写出《新人口论》，而不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实行计划生育。1958年到1960年，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先后两次批判马寅初的论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作为该书的附录之一也受到了批判。所以，并不是马寅初因为主张节制生育遭到了批判，历史上并未发生过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事件，马寅初受到批判和围攻的过程中也从未发现过康生、陈伯达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