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力考察从早期报业全媒体化转型到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再到媒体深度融合及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这一进程中的经验探索轨迹、理念观念转换与战略逻辑转型。书中一方面，基于全媒体这一中国化的媒体融合概念，寻求更强大的理论诠释力，谋划更具前瞻性的战略选择，探索从结构化融合模式到深度融合模式转换的趋势与规律；另一方面，从不同维度出发，直击当下全媒体融合转型中的核心问题，系统性阐释与论述我国报业全媒体融合转型的理论逻辑与战略实践。

本书以媒介形象为视点，对媒介形象进行了系统研究。本书包括5章，分别为：导论、媒介形象的内涵及功能、媒介形象的主客体及价值、媒介形象的生成和媒介自我形象的建构。本书主要站在媒介组织角度，分析媒介形象的特征与价值。通过揭示媒介形象生成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解读媒介形象在受众中生成的过程和规律，探讨媒介形象建构的可能性与具体的技术操作，试图为媒介组织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视角和具体的操作模式。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以历史脉络为经，以全球视野为纬，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理论资源的活水源头保持开放性的互动，又强调社会传播分析的辩证性、具体性、互补性和条件性。书中作者试图以重建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一方面促进国际传播的“国际化”，赋之以丰富的“文化性”，一方面加强华人社会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文献的对话，以期获得彼此“境界的交融”；作者借助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分疏近代中国新闻史上若干重要的脉络，在国际格局下动态地追寻人物事件、结构过程的同与异、常与变。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文版）》1948年问世，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如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决定单独印行其中译本，因为这是拉斯韦尔及其著作长盛不衰的见证之一。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一经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点殊异，几近对立。看来，文本的细读非常必要，客观的评价也至为重要。本篇小序无意论战，只求介绍和解读。序分两部分，一是细读文本，力争客观而准确；二是引述一些论战文字，给读者提供更多批评和想象的空间。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华语传播学社群，采取对话的笔调而舍拘谨的理论书写，目的在于营造探索与对话的气氛。顾名思义，本书强调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主要线索在于分析传统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宏观变化，把传播议题安置其中并作理论推敲。核心概念是“现代性”的特征与轨迹。全书共九章，重点分析十本重要理论著作及十多位社会理论家，最后一章综合各家之言，并推出“媒体现代”的理论构想，力图对前人作出修正与开拓，为传播学与社会学筑起对话的桥梁。

不可否认，19世纪末、20世纪的艺术的发展与艺术展览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艺术的普及正得益于艺术的大量展览。同时，20世纪的现代艺术收藏也是伴随着展览史的发展而兴起。而策展人无论是在艺术品的展览，还是收藏博物馆的建立中都则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很多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始馆长都是策展界的先驱。策展人的职业身份也在艺术展览中得以逐步确立，近些年来，互联宣言在策展人、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之间创建的纽带逐渐显现，为了勾勒出艺术社区内新策展实践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追溯策展人共有的影响力，《策展简史（话语实践卷4）》通过采访11位策展人，对他们的策展经历做了深入的挖掘，有助于我们透彻清晰地认识策展人的身份，而他们的经历对于我们深入拓展和研究当代艺术也有重要的贡献。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基于公开文献与美国解密档案，从知识考古的角度，梳理了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大众传播学在“冷战”背景下兴起的过程。“二战”后，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部门、军方、情报机构和重要的基金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本书对詹姆斯·凯瑞的仪式传播观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全景式地展示了仪式传播思想的产生与流变过程、概念体系、学术贡献和理论缺陷，也为读者绘制了关于传播的一幅奇异图景，对传播作出了“另类”解读：从仪式的角度看传播，传播并不是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的起源及境界，不是指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本书能引发你对传播的这些观点重新思考。

本书的前身《大众媒介与社会》在1977年出版之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向高峰攀登的时候，我们从编撰者的出发点就可以看到，当年英国媒介研究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多么自信。还有一件旗帜鲜明的事情，就是要抵制美国在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后者的知识生产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捉襟见肘的共识”，一些“无穷尽的、非结论性的‘效果’研究”，与“欧洲知识思想多样性的论辩”是不能比拟的。 全书的基本结构和主题仍然沿袭了原教材的面貌，无论是作为教材还是作为学术著作，对学生和研究者来说都有着很好的延续性。当然，教材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对媒介生态整体把握的问题设置和论述框架完全突破了过去的模式。 不论是立场还是方法论上出现了什么变化，事实证明，本书的作者们抓到了媒介活动的重要性和实质性——作为一种日

本书的前身《大众媒介与社会》在1977年出版之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向高峰攀登的时候，我们从编撰者的出发点就可以看到，当年英国媒介研究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多么自信。还有一件旗帜鲜明的事情，就是要抵制美国在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后者的知识生产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捉襟见肘的共识”，一些“无穷尽的、非结论性的‘效果’研究”，与“欧洲知识思想多样性的论辩”是不能比拟的。 全书的基本结构和主题仍然沿袭了原的面貌，无论是作为还是作为学术著作，对学生和研究者来说都有着很好的延续性。当然，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对媒介生态整体把握的问题设置和论述框架完全突破了过去的模式。

本书试图重新发掘传播思想史上一个被忽略了的学派——芝加哥学派。早在施拉姆“钦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步入学术殿堂之前，芝加哥学派已经成为20世纪上半叶声名远播的社会学流派，并开展了令人瞩目的传播思想研究。芝加哥学派倾向于将传播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解释人类社会本质的重要手段，因之形成了颇具启发性的传播研究框架，提出了一批重要的传播学课题，并也因之孕育了当代传播学的许多重要流派。在近一个世纪后的，让芝加哥学派再度发言，不仅有利于反思传播思想史的偏差，更有利于重新审视传播的未来走向。

作者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 作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对诸如意识形态、结构和代理机构以及媒介在冼准则和公民和权利与义务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