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景展现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历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分析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在新时代背景下，作者关于档案工作的新思考、新发展，不仅对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记录史实、传承文化、弘扬正确价值观、提高档案领域干部队伍建设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丰富档案学理论，把对档案的认识再拓展、再深化、再升华，是反映新时代新十年档案工作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适合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阅读，也可用作相关专业学生的参考书。
编著者张美生先生不仅收藏、赏鉴侨批，还对侨批进行研究，成果卓著。在本书中，他进一步澄清了侨批的定义：侨批通常被认为是 银信合一或合封 ，但笔者通过对比研究大量侨批实物和走访侨属，认为侨批不一定为银信合一或合封，故提出侨批为 银或银信 的观点。 银 指有银无信， 银信 指银和信。 而且，识见不一般。他认为：年代越久远，批封、批信齐全，没有残缺、未被污染的侨批就是好侨批。但从华侨寄批赡养亲人的角度来说，一封侨批就是一份爱和牵挂，皆为华侨故乡情结的体现，每件侨批都是有温度、有味道、有感情的，见信如见面，件件都是好侨批。
科学计量学是利用量化方法和手段科学研究活动特征，真计量结果可以支撑相关料技政策问题。本书系统地论述了科学计量学的发展和基本原理与规律，论述了科学计量学在科技竞争力分析，科学结构和演化，科学合作、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等方面的应用，系统地阐明了不固应用中的指标体系与方法：专门论述了基于科学计量图谱方法的应用。本书专门分析了科学计量学指标的政策含义，系统讨论了科学计量学应用的优势、不足和争议。
本书包括了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中的四本著作，徐望之的《公牍通论》、许同莘《公牍学史》、陈国琛《文书之简化与管理》、黄彝忠《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不仅是民国时期档案学成果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是一笔珍贵的档案学遗产，而且对今天档案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启迪。这批著述为档案学赢取了发展的空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专业知识与档案人执着奉献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学术薪火的持续传递则促使学界要不断研读这些经典之作。
本书由多本台湾地区档案学方面的著述组成，包括张树三《档案学概要》，路守常《现代实用档案管理学》，张泽民《档案管理学》，倪宝坤《现代档案管理学》（上册），王征、李文燦、杜瑞青、张穉阳《建立档案管理统一制度之研究》等著作，这批著述有助于深入了解台湾地区档案学研究发展状况与内容，促进海峡两岸档案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本书为档案资料汇编，属于 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 系列著作中的一种，主要内容是中国科学社自1916年至1948年召开的历次年会的开会情况，重点在于这些年会的总结报告和概况报道。将目前所见的中国科学社历次年会记录，经过收集、整理、选录、校注，汇编成书，供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通过对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诉讼文书的深入解读，本书梳理民国时期浙江省龙泉县立法与审判机构、传票、诉状、调查报告、庭审记录、裁断文书等方面混乱而多变的演化进程，从而首次确认在清末民初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过职权主义民事审判模式，将其立法依据追溯到清末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等，并据此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 层叠 与 互嵌 现象。
我们学习裴老这个文集，还要特别注意学习他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重视学术理论研究、重视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探讨等刻苦钻研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裴老的研究活动，都是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行和逐步展开的。开始工作比较简单，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也比较少。虽然如此，他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可以边实践边进行着一些理论性的探讨。例如他认为管理档案必须分类，而分类又必须坚持“便于研究”，和“便于存取”的原则。他还提出了“按分类系统编目”以及分别编制“基本目录”和“辅助目录”的方法，并根据这些原则和方法制定了《党务材料管理法》。经过一段实践后，又主动征求中央各部门的意见，以便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提高水平、继续前进。到r建国以后，情况不同了，各种条件都有了很大的变
一、以保存在湖北省县以上51个综合档案馆的141件（组）珍品档案为收录对象，时间跨度为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图片总数为259幅。 二、以集思想性、文化性及观赏性为～体的珍品档案资料为收录重点，内容涉及湖北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教文化等方面。 三、以各档案馆所藏珍品档案原件制成的图片为主，并附有对该图片原件的说明文字，包括名称、年代、质地、规格（数量）、藏址、说明等六要素。 四、按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公文、合约、票券、证照、表册、舆图、报刊、志谱、墨迹、照片、实物等12个类目川页序排列，同～类下再根据其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档案工作标准汇编10》内容包括：全宗卷规范、全宗指南编制规范、特殊和超大尺寸纸质档案数字图像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电影艺术档案著录规则、档案数字化光盘标识规范、数字档案COM和COLD技术规范、照片类电子档案元数据方案等。
20世纪以来，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更新，地方文献的整理方兴未艾。史料与方法的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书系“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容涉及历史学、法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作者们围绕档案整理的理论与方法、文献考证、司法、地方社会、俗字杂字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多学科、多领域、多主题的学术研究。
本书全景展现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历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介绍新时代档案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并结合作者的多年工作经验及对档案工作的深层次思考，深入分析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系统的解决方案，提出一些列新时代档案工作的新思维、新方法。在新时代背景下，作者关于档案工作的新思考、新发展，不仅对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记录史实、传承文化、弘扬正确价值观、提 案领域干部队伍建设质量和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对少数民族档案与民族档案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新成果。全书*先分析我国民族档案研究现状和面临的学术困境，总结近三十年来云南民族档案学科建设的主要成绩和不足，探讨少数民族档案人才培养的方法和途径；其次对我国少数民族图像档案、印章档案、濒危语言档案进行专题研究，展示白族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发展概况和丰厚成果；*后探讨云南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构建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体系、云南民族档案资源开发的几个问题以及哈尼族、纳西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现状及对策
首次提出 档案学的性格 ，全面具体地对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要素与政治行政的内在关联进行细化分析和探讨；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和研究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通过分析三个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的形成机理和内在逻辑；从特色结构、特色取向、特色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认为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主体具有鲜明的行政特色；从档案形成、档案管理、档案利用三个方面分析权力与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相互建构；从政治发展环境、政治制度环境、意识形态环境、政策行政环境四个方面探讨中国档案学研究环境的政治熏染；辩证地看待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认为中国档案学政治性格存在五大优势，四大风险，主张对于中国档案学的政治性格不应一味地肯定或者否定，而应该保持和发扬其性格优势，同时采
本书从信息论的角度，首先介绍了企业数字档案馆层次架构，各部分的组成；详细介绍了企业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软硬件建设、数据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管理机制建设、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安全保密体系建设，以及建设思路。应用软件工程理论，详细论述了企业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过程、注意事项，以及成果评价等，尤其对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实施，进行了系统论述。为了进一步提供实践依据，本书分别从集团型企业总部、基层企业等不同角度进行选材，介绍了四个企业的数字档案馆建设案例。 本书适合企业档案工作者、各级档案行政管理人员、从事档案管理信息化业务的服务商、高校相专业师生，以及档案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学习。
本书包括了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中的九本著作，包括周连宽《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程长源《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龙兆佛《档案管理法》、秦翰才《档案科学管理法》、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梁上燕《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不仅是民国时期档案学成果的一个典型缩影，也是一笔珍贵的档案学遗产，而且对今天档案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启迪。这批著述为档案学赢取了发展的空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专业知识与档案人执着奉献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学术薪火的持续传递则促使学界要不断研读这些经典之作。
丁华东编*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 (10BTQ040)的* 终成果。该成果通过对档案记忆质性，档案与社会记忆传承、建构、控制，档案记忆能量，档案记忆与现代传媒展演，档案工作与社会记忆构筑等问题的逐层分析和阐释，从档案和社会两个层面深度揭示档案的社会记忆功能表现与实现机制，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档案记忆理论研究分析体系。 作者在综合运用档案学、社会学、历史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多方面引入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提出了档案的社会记忆资源观、传承观、建构观、控制观、展演观、能量观等富有创新见解的观点，并大量运用我国传统档案文献和档案工作实践进行实证分析，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全书思想丰富，视野开阔，对深化档案记忆理论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抗战时期，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众多教育、科研机构迁到云南，极大地推动了云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昆明也成为全国教育文化重心之一。抗战胜利后，这些单位先后北返，高等院校仅存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及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昆明那曾经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随之冲淡，地方文化日渐空虚，教育水平日趋低下。刚刚过去的八年抗战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使周锺嶽、秦光玉、由霎龙、阮肇昌、于乃仁、于乃义等一批教育、文化、学术界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非提倡学术，不足以建国；非致力研究，即无以建学”，而云南教育及科研现状使他们深感焦虑。一方面，云南高等教育资源有限，高中毕业生升学困难与战后国家百废待举、急需人才的矛盾凸显。另一方面，辅导研究机构的缺乏又使大学毕业或留学归来者以及好学深造之士未能继续其研究，造成人才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