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是对思想的论证。学问不能没有思想，但做学问的要不是思想的能力，而是对某一思想论证的能力；智慧的增长主要不表现为思想论证能力的增长，而表现为对思想直接获取并举一反三地运用能力的进步。 《战略学札记》是北航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的新着，由海洋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取名《战略学札记》，并不能理解为作为学科的“战略学”札记，而是作为战略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全书内容丰富，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方面，形散神不散，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历程。看作者其他大部头着作有利于培养做学问的能力，但做学问毕竟是少数人的事；而读这本札记的好处则是可将其中的思想火花直接用于工作和研究。 全书以半百为节，与广大读者分享。 学问使人成熟，使思想久远；智慧使人美丽，使思想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记得：次接触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时，我们是什么身份，身在何处，都在做些什么。甚至，也许我们只是从书店里摆得整整齐齐的那套《追寻逝去的时光》身边匆匆走过，没想过要翻它一下，或者把它带回家去，就是这样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如今也可算是与普鲁斯特的次邂逅。当我们还是个孩子，从大人们那儿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时，我们或者会张冠李戴，把他当成另一个人，或者在对他一无所知的前提下猜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时过境迁之后，这些也就成了我们意识到有普鲁斯特这个人存在的次。然而，有时候，这种记忆模糊的次被遗忘了。我们完全不记得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以怎样的方式与普鲁斯特相遇……倘若我能及时地追忆，恢复次阅读时的感受，地确定每一个相关的细节，那么，确实，我最后就能把握住我对普鲁斯特的
川端康成不仅是日本的，更是全世界的，当然也是中国的。随着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中国以自己的期待视野理解川端康成，阐释川端康成，带上中国本土文化的烙印，就产生了一个中国的“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以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状况做实证梳理和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发掘了川端康成文学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意义，具体、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的川端康成”。
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家都生活于唐宋时期。这是继先秦两汉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经典时代。秉持“文以载道”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为唐宋之际兴起的士人阶层提供了一套理想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曲折反映了当时即将形成以及已经形成的新型社会秩序。 本书将唐宋文学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脉络里进行重估，也对很多具体问题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李白能够写出了简洁鲜活、明朗自然的诗句与他的异族身份密不可分，激昂旷达的盛唐诗风与武周革命改变了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关。相较被简化的“唐诗宋词”，作者特别强调了古文与宋诗。它们使士人摆脱了出身门第的束缚，更加看重内自我的人格实现，表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备受欢迎的10w 专栏作家刘晓蕾“闲话红楼”的新作品，视角独特，笔调活泼，读之可亲，思之有料。刘晓蕾认为，《红楼梦》是一本生命之书，正确打开它的方式应秉承融经典入生活，融经典入个人成长的阅读理念，要认识到书中人就是我们自己，从他们的性格与命运中参悟自身的成长，感受其中美好生命的凋零和脆弱，体会其中生命浩大沧桑的无奈之感。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而深得其中精髓，并运用自如的，自古以来只有文人！因此，文人的生活多姿多彩，文人的风度有异样的魅力。真正的文人与“文弱”无缘。正因为如此，《中国风雅文化·书生的刚柔：剑骑猎钓》将从古代文人剑、骑、猎、钓的生活中，采撷出古代文人的英气、豪情、壮志、雄姿、侠胆、奇节，展示文人的风采，揭示文人丰富的世界。
金圣叹选本的特点不仅在于选，更在于评，更注重点评和鉴赏。 金圣叹选录了从初唐到五代的七言律诗近六百首进行细致点评，着重于揣摩唐人七言律诗的种种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的模式等，或鞭辟入里，或借题发挥，对于欣赏和研究唐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金圣叹首chuang“七律分解法”来评点唐诗。他将唐诗分为“前解”“后解”，分析隐藏在诗句背后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或使后世之人不止见唐诗之字，而尽得见唐诗之诗”。 《清代七百名人传 金人瑞传》说他：“纵横批评，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笔跃句舞，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诗史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何以形成，是千百年来学者们着力探讨，但仍然沿有解决的问题。当代众多的学者学在极大的热情从事研讨，以表现唐诗的特有风神，并力求尽量还原唐诗本来的历史面貌。我们撰写这部书稿，并定名为《唐诗研究》，就是想把我们多年来思考唐诗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表现出来。 就唐诗研究来说，发展演变仍然是最重的课题。我们从诗人与诗作本身，诗人与诗人之间，诗作与诗作之间，寻找问题的切入点，通过各问题之间的人在联系，以探讨唐诗发展的流程。有关唐诗的分期，我们仍采用“四唐说”，尽管这一说法 尚有的缺陷，但想在目前诸多说法中找出一种优于“四唐”分期的说法仍然很难，我们也努力试图提出一种更为切合实际的说法，结果仍不尽如人意。由此我们体会到，在学术研究中，前人
《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以轨迹篇、特征篇、动因篇为主干结构，多角度地对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进行交叉研究，贴近历史真实，更新研究视角，以理性思辨见长，又融文献考据与美学批评于一体，把握明代诗文作者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心态演变的特征与规律，力求深化研究思路，开拓明代诗文研究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