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释例》是陈垣在校勘《元典章》基础上，分条陈列旧刻至误的类例，总结概括校勘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与校勘方法，是校勘学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著作。校勘之学起因于文件传写中的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概率也越高。校勘学的任务就是要改正这些传写中出现的错误，恢复文本的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差别最微。 《史讳举例》举八十多例，分析并说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方法，以及与必会有关的诸问题。是一部避讳学总结性的著作，是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工具书。避讳为我国古代所特有的，避讳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所必不可少的知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叶玉麟所著的关于国学经典释读的著作，十分盛行，其通俗和易读性，称得上是释读国学经典的典范，成为了一般读者学习国学的基本读物。可惜后来竟被忽视，难得重新出版。此次出版的便是叶玉麟先生那时所著的《白话译解墨子》。本书用通俗的白话语言，逐段逐句的将古语《墨子》进行了译说，对相关词句和典故做了通俗的注解和诠释，今天看来，仍然是学习国学经典著作较为适当和适于阅读的读本。
《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是余嘉锡先生在北京各大学教授文献目录学时的讲义，是其目录学研究的代表作。 《目录学发微》从理论上对古代目录学著作的优良传统进行系统阐发，还对目录书籍发展源流及得失利弊进行了详尽论述。全书共分为十章，可以分为四部分：目录学的意义及功用、书目文献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目录类例的沿革。 《古书通例》就汉魏之前的古书给出通例，以助读者阅读古书。全书分为四部分：案著录、明体例、论编次、辨附益。
《大明律》颁布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共四百六十条，分为七篇、三十门，它上承唐律，下启清律，是我国古代法典沿革史上一部革故鼎新的法典，它的内容和立法技术既融合了历代律典的成就，又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进行了调整，是研究明代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收入 三全 的《大明律》，以明万历七年（1579）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中所收《大明律》为工作底本，参校他本，在尽可能保持古代律典原貌的同时，尽量用现代语言完整表达法律的本意。
![唐贤三昧集译注[清]王士禛编选，张明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9787532593729](http://img3m3.ddimg.cn/86/0/11831365643-1_l.jpg)
本书为清初标举“神韵说”诗歌理论的著名诗人王士禛所选编的唐诗读本, 主要选取盛唐人诗作, 凡42人, 诗四百余首。问世后对后世影响很大。全书注释简明准确, 今译整饬畅达是有关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作品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注译本。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代表人物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及其辨证的授课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传习录》分三卷，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由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有书信八篇，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鉴于《传习录》语言晦涩，难以理解，本书特附注解和译文，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更能从中获得熏陶和启迪。
《周易》是“群经之首”，是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等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文史名家周振甫先生对《周易》经传全书加以注释和翻译，写成《周易译注》一书，其注释简洁精当，译文通俗易懂，是易学爱好者很好的入门读物。此次推出该书的精装本，以飨读者。
目前人们可见的南朝陵墓石刻地面上共存有三十三处，其中帝陵十二处，王侯墓二十处（包括失名墓的八处），陵区入口一处；按地区划分，南京栖霞区十三处，南京江宁区七处，句容一处，丹阳十二处；以时代区分，宋一处，齐八处，梁十四处，陈一处，具体年代失考的石刻九处。南朝陵墓石刻上承秦汉，下启盛唐，体现了中国雕塑艺术之大匠之风度，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物价值乃至江苏特有之文化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但是，经历了将近一千六百年的风风雨雨，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因素，南朝陵墓石刻大多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若再不给予高度重视，一笔价值无可估量的古代文化遗产将变得日益残缺，这将会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那么，它们的现状究竟如何？保护措施如何？还有哪些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所有这些实际问题，都需要我们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庄子》一书以简洁深刻、旷达放任的思想和才华横溢的手笔，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吸收庄子的思想学说是比较突出的。文学家如嵇康、阮籍、陶潜、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庄子精神也多有承继和发扬。当我们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太白的“且放白鹿青崖间，需行即骑访名山”、苏东坡的“我欲乘风归去”等诗文时，不能不追想到庄子的愤世和自任。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