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所撰《周书》虽以 周 题名，实际上 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 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 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 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 西魏、北周历史*基本、*原始的一部史书。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
张怀通编著的这本《逸周书新研》从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逸周书》从成篇到成书的过程，及其所映射的史实真相。本书研究认为，历史上的《逸周书》依篇章组合情况可分为“周书”、《周书》、古本《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其中《克殷》、《世俘》、《商誓》、《度邑》是西周篇章，记载了武王伐纣、西迁殷遗、选择雒址等史实，描绘了一个上承方国联盟下启邦国封建的“武王时代”。《皇门》是西周篇章，《作雒》虽是春秋篇章，但史料价值高，二篇分别记载了周公摄政、东征、营建雒邑等史实。《祭公》、《芮良夫》是西周篇章，是“惇史”，既反映了西周中后期社会状况，也体现了西周敬老礼制。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尚书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二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早的史书，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