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之一种。《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目前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共分风、雅、颂三部。我们以十三经注疏本《诗经》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难词句及典故名物，并进行了全诗翻译。评析部分从文学、历史、哲学、民俗、语言、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对诗篇文本进行解读。在校对文字、注释及作品辨伪、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彦的近期新研究成果。
一、本书将《诗经》305首诗全部译注。每首诗前皆有导言式小序。原诗居左，译诗在右，便于对照。诗后有注，多数注后有说明文字，力求多角度、全方位介绍原作。 二、为保持《诗经》的完整结构，对《毛诗》目录中六首有目无辞的“笙诗”表示尊重，本书将其也列于目录。 三、本书原文基本以朱熹《诗集传》为准，也参照了各种原著版本，力求精准反映原著风貌。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对原著标明标点，并根据个人的理解对部分原著的章句组合有所调整。 四、本书译诗力求明晰流畅、朗朗上口，音韵铿锵，以鲜活的语言形式表现原著的深厚意蕴、歌词形式及韵文特色。对有些诗的人物角色定位、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音乐特征)有简括标示。如标出“引唱”“对唱”“领唱”“合唱”“男唱”“女唱”等点睛短语。这些短语用括号表示与译文的区别。
本书《诗经》原文采用中华书局影印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全书305篇的次序，以仍其旧，删除了《雅》、《颂》部分古代基本上以每十首诗为一单元的“某某之什”(如“《鹿鸣》之什”)的单元目次，同时也删除了《小雅》中六篇有目无诗的笙歌。至于《毛诗序》、《郑谱》，我们只作为古今《诗经》研究成果之一来对待，仅作参考，不再录入。 对《诗》义的理解，广泛参阅古今有关注释、翻译的著作及研究成果，择善而从，也参照《诗义稽考》中比较合理的解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尽量从简(有些地方注明来源)，不作繁琐考证，有些较难的字作了注音。至于采用的古今研究成果，也不一一注明，在这里向《诗经》研究界的前哲、时贤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译文，我们更感到万分艰难——任何翻译，包括古今汉语的对译，都不能完全把
本书由著名学者程俊英教授翻译并注释，将诗三百零五篇完整地介绍给读者，除原诗外，每首诗包括题解、注释和译文三部分。每篇题解都采取"就诗论诗"的态度，阐明背景及诗旨，剔除古代经生们牵强附会的解释。注释浅显易懂，生疏字词皆有注音，只注今音，不注古音，并以华美的笔致将原文准确流畅地翻译为新诗，逐句对译，便于比照原文。可谓《诗经》入门推荐读本。
《诗经》诞生于两周时代，是我国部诗歌总集，其中记录了民族精神传统形成期的生活与情感；同时，又以其神圣的影响力，深度参与到后续精神传承与塑造的洪业中。以此，“诗三百”历久弥新。汉学、宋学以及清代新汉学，都从各自的时代精神需求出发，对《诗经》丰饶的精神矿藏加以开采和冶炼。 与前辈注释家相比，在历史的理解、礼俗的观察、语言资料的掌握、文学价值的尊崇上，时代都给予了我们许多新东西。借助这些，本书将再作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精选其中一百一十篇佳作——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制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艺术风雅，考察其歌唱方式……力求将《诗经》的曼妙美好再次直观而动人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本书选译者深耕《诗经》研究近三十年，主持相关重要研究数项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 信息爆炸 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人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话说中国》作为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精彩细腻的图片鉴赏、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于一体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其中包含着无数令人神往的中国历史的秀美景致，它们经纬交织，互为表里，形成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随时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与编纂创意的匠心—— 整个版面构成充分体现出本书以故事体文本为主体的特点，体现出本书作为历史百科全书的知识信息密集、图文并重、检票便捷的特点，使读者在本书任何一个页面上，都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魅力与编纂创意的匠心。 ＊导读、段落标题与编号，能更好地理解故事精髓，更好地运用故事—— 为了更好地理解故事，在实际学习生活中运用故事，本书在故事体文本中，特地为读者准备了故事导读、故事段落标题与故事编号等三个重要内容。故事导读是概述故事精要，它与故事段落标题，
一九二四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书杂物放置在一起的“四库全书薈要”，所幸该书不僅完整无缺，而且觸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薈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竄逃之际，又把“薈要”运到台湾。一九八五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本，共五百册。 由於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睹‘四库全书薈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集团对於“薈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出版印行，无论是对於歷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於中国古代歷史与思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