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之一种。《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目前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共分风、雅、颂三部。我们以十三经注疏本《诗经》为底本，约请专家注释疑难词句及典故名物，并进行了全诗翻译。评析部分从文学、历史、哲学、民俗、语言、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对诗篇文本进行解读。在校对文字、注释及作品辨伪、评析方面尽可能汲取先贤时彦的近期新研究成果。
《诗经》是我国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部分，本书入选的篇目都是历来公认的名篇，因篇幅所限，只选了96首，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一。选本分题解、正义、注释、译文四部分。题解主要讲诗的主旨，注释力求简洁明了，译文力求准确流畅。选本中的每首诗，都经作者细心斟酌，反复思索，竭力阐明其主旨和各章间的内在联系，并力求言之有据。
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极多，著作如林。高亨研究先秦文学卓有成就，本书是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成果，有许多地方别具识见，并对每篇加以说明注释。
《诗经译注》是把诗三百零五篇全部介绍给读者。除原诗外，每首诗包括题解、注释和译文三部分。关于诗篇的主题，是众说纷纭的。我们既不能跟在前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转，也不能完全抛弃旧说，一空依傍。因此，写每篇题解时，我主要采取 就诗论诗 的态度，注意剔除经生们牵强附会的解释。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本书《诗经》原文采用中华书局影印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全书305篇的次序，以仍其旧，删除了《雅》、《颂》部分古代基本上以每十首诗为一单元的“某某之什”(如“《鹿鸣》之什”)的单元目次，同时也删除了《小雅》中六篇有目无诗的笙歌。至于《毛诗序》、《郑谱》，我们只作为古今《诗经》研究成果之一来对待，仅作参考，不再录入。 对《诗》义的理解，广泛参阅古今有关注释、翻译的著作及研究成果，择善而从，也参照《诗义稽考》中比较合理的解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尽量从简(有些地方注明来源)，不作繁琐考证，有些较难的字作了注音。至于采用的古今研究成果，也不一一注明，在这里向《诗经》研究界的前哲、时贤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译文，我们更感到万分艰难——任何翻译，包括古今汉语的对译，都不能完全把
一、本书将《诗经》305首诗全部译注。每首诗前皆有导言式小序。原诗居左，译诗在右，便于对照。诗后有注，多数注后有说明文字，力求多角度、全方位介绍原作。 二、为保持《诗经》的完整结构，对《毛诗》目录中六首有目无辞的“笙诗”表示尊重，本书将其也列于目录。 三、本书原文基本以朱熹《诗集传》为准，也参照了各种原著版本，力求精准反映原著风貌。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对原著标明标点，并根据个人的理解对部分原著的章句组合有所调整。 四、本书译诗力求明晰流畅、朗朗上口，音韵铿锵，以鲜活的语言形式表现原著的深厚意蕴、歌词形式及韵文特色。对有些诗的人物角色定位、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音乐特征)有简括标示。如标出“引唱”“对唱”“领唱”“合唱”“男唱”“女唱”等点睛短语。这些短语用括号表示与译文的区别。
本书是方玉润晚年的著作。同治时年（一八六五）日记中曾有鸿蒙室拟着丛书的目录，其中有《诗经通致评解》之目，然而未见此书。向逹先生说：《诗经通致评解》后来成书与否，不可考。」掳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七月初五日日记载：「《诗》无定解，臆测者多，故较他经尤为难释。遇拟广集众说，折衷一是，留为家塾课本。名之日《原始》，盖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也。其例先诗首二字为题，总括全诗大旨为立一序，题下如古乐府体式而不用为《序》，使读者一鉴而得作诗之意。次录本诗，亦仿古乐府一解、二解之例，而不用兴也、比也恶套。庶全诗聊属一气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诗后乃总谕作诗大旨，大约谕断于《小序》、《集传》之间，其余诸家亦顺及之。未乃集释名物，标明意韵。本诗之上有眉有评，旁有批，诗之佳处亦点亦圈，以
一九二四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书杂物放置在一起的“四库全书薈要”，所幸该书不僅完整无缺，而且觸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薈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竄逃之际，又把“薈要”运到台湾。一九八五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本，共五百册。 由於海峡阻隔，我们暂时无法“睹‘四库全书薈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集团对於“薈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出版印行，无论是对於歷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於中国古代歷史与思
《诗经》诞生于两周时代，是我国部诗歌总集，其中记录了民族精神传统形成期的生活与情感；同时，又以其神圣的影响力，深度参与到后续精神传承与塑造的洪业中。以此，“诗三百”历久弥新。汉学、宋学以及清代新汉学，都从各自的时代精神需求出发，对《诗经》丰饶的精神矿藏加以开采和冶炼。 与前辈注释家相比，在历史的理解、礼俗的观察、语言资料的掌握、文学价值的尊崇上，时代都给予了我们许多新东西。借助这些，本书将再作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精选其中一百一十篇佳作——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制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艺术风雅，考察其歌唱方式……力求将《诗经》的曼妙美好再次直观而动人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本书选译者深耕《诗经》研究近三十年，主持相关重要研究数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