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是一部讲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向号称难读的《周礼》加以译注，化艰深为平易，注释翔实，译文畅达。
《礼记》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篡辑，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书籍。其中有许多关于学习、教育、生活、修养身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精辟深刻，对今人仍有教益。由于《礼记》内容驳杂，除少数篇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缺乏逻辑联系，因此殊为难读。
《仪礼正义》四十卷，清胡培翚撰，清胡肇昕、杨大堉补，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影印。《仪礼正义》是著名的清代正经新疏之一，该书汇纂旧解，间加案断，集《仪礼》学之大成，被公认为今人研究《仪礼》的***典籍。其主要作者胡培翚也因此得享美誉， 自国初以来，礼学之业，未有盛於先生者 。《仪礼正义》在胡培翚身后始得付梓，初刻于清咸丰二年，因遭兵乱，未及大量刷印。至同治时，板片又经递修、重印，光绪之《皇清经解续编》亦收入该书，今日各地馆藏多系其同治、光绪印本，咸丰刻本则较为希见。此次影印的底本是咸丰刻本的精印本，品相完好，纸墨俱佳，足供研读之用。除《正义》原书外，新增附录三种，一为胡宣铎撰《仪礼正义正误》，一为王文锦先生撰《仪礼正义校勘记》（据未完稿本整理），一为乔秀岩先生所辑之相关
《仪礼》、《周礼》、《礼记》并称“三礼”，是记载我国早期礼法、礼义的经典著作，其中，《仪礼》主要记述具体礼法仪式，《周礼》主要记述职官职务，而《礼记》则侧重阐明礼的意义和作用。在“三礼”中，《礼记》由于文风清丽，内容丰富，包含较多具有人生启迪意义的格言警句，因此流通广，受历代学者青睐。早在西汉时期，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便以习礼闻名于世，所传礼学，分别被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唐代时已亡失大半，现仅存三十九篇。学界习称的《礼记》，为《小戴礼记》，我们熟知的《大学》、《中庸》即出于此。后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公元一二七—二〇〇年）作注，《礼记》地位更为尊崇。郑注不仅使一些晦涩难解的文字详明易懂，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经文内容，裨益后学，经久不衰。 此线
所谓“礼记”，就是关于“礼经”的“记”，即对“经”的诠释讲解，是礼学家对礼经的解释以及他们所采择的各种意见的辑录。《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这类的书。《大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编纂；《小戴礼记》,相传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之从兄子戴圣编纂。《小戴礼记》,也称为《礼记》，凡四十九篇。本书是对《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全文注译。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出题解，扼要概括通篇内容旨意。其次出正文，正文的分节参考了北大标点本《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及各家译注本的分节，文字也参考各种版本进行了勘校,有调整者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再次出注释,注释兼及章句训诂与名物制度介绍，在引述各家说法时，为求简明，常见的郑玄注、孔颖达疏,简称“郑注”“孔疏”，其他注家或相关著作则引作者与书名,
《大戴礼记》相传伪西汉戴德编选，实际约成书于东汉时期，是一部研究上古社会状况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书。原书85篇，现存39篇。自北周以来，该书不断有注本问世，清人王聘珍撰写、王文锦点校的这部《大戴礼记解诂》是其中较好的，特点是注重保留旧本原貌，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无杜撰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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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述註》是清代有名礼学家、经学家李光坡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择取郑玄、贾公彦注疏文字，删繁举要，以追溯训诂之源。又旁采其他历代《周礼》注家，参以己意，以阐释制作之义。如四库馆臣所说：“虽于郑、贾名
《礼记》章法严谨，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西汉后，《礼记》地位日升，唐代时被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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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是一部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经书。今作者汲取近三十年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在尊重借鉴前人图谱的基础上重新绘制仪礼图，以解今人阅读之惑。本书为《新编仪礼图之方位图：宾礼卷》，《仪礼》中专言宾礼者凡三篇，即《士相见礼》、《聘礼》、《觐礼》，详细介绍古代诸侯朝见天子之礼，以及士和各级贵族互相拜访、以结友好之礼仪。
本书 将春秋文体作为有时空特性的独立研究对象，并从礼乐制度及其转型角度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研究；对春秋文体进行分类研究，深化了先秦文学与文体的研究；辑录出土文献中的春秋文章，并依先秦经、史、子类多为文集的通例，析出其中的春秋之文，拓展了春秋文章的材料范围，展示了春秋文章的创作实绩；通过对春秋文体源流的研究，分析了先秦文学主体由“官守”到“世族”再至“士”的转型及其文学史意义，揭示春秋文学、文体繁荣自觉的事实，确立了其中国文学传统奠基期的地位。
本书从仪式文化角度研究先秦诗歌的形态、产生、演变等问题，综合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材料涉及先秦诗歌研究文献、出土文献及传统研究视野之外的诗学材料，体现了大文学研究理念，揭示了先秦时期诗的内涵。主要观点有：《尚书·禹贡》是流传于先秦的歌颂大禹治水之功的仪式颂辞；《夏小正》是由敬授民时仪式产生的安排农时的仪式韵文，影响了以《七月》为代表的农事诗的形成；《商颂》的商诗，其五首诗歌即《大濩》在不同时期的颂诗文本；《楚辞·九歌》为屈原所订之楚国颂诗等。
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臺的边缘，难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仪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先秦时代有关社会习俗和礼制的资料总汇，对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生活极具价值。历代为之作注解者很多。唐代编《五经正义》，将郑玄注和贾公彦疏作为钦定的《仪礼》注释，编成《仪礼注疏》，成为后世权威的《仪礼》读本，与其他唐代钦定儒家经典注疏统称为《十三经注疏》。唐以后多次重刻，但质量良莠不齐，版本多有异同，错讹亦难以避免。有鉴于此，王辉先生潜心数载，将此书重新校勘整理，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并吸收了历代学者研究《仪礼》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