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左传》，顾名思义就是把古典名*《左传》译为白话，使现代读者可以读懂。但是本书又不仅仅是把《左传》译为白话而已。古代的许多东西，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专家的学问，如天文历法、礼仪制度等，未必是一般的读者所能了解的。因此译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灵活的改写，使读者比较容易读懂。本书可视为《春秋左传注》的姊妹篇，是读懂《左传》、了解先秦文化的很有用的一本普及读物。 本书由杨伯峻、徐提译。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 春秋三传 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本《春秋左传》文本足全，为全译全注本，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本。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朽的元典之作。它以叙事解《春秋》，记录了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群像，在经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阮刻春秋公羊传注疏(共5册)(精)/四部要籍选刊》是我国儒家传统典籍《春秋》的三种注解（春秋三传）中的一种。自先秦、两汉、唐宋至清代，递相注释。阮元校刻的十三经问世200多年，是迄今 的 善刻本。《春秋公羊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旧题作者为战国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
本校释以华沅吕氏春秋校正本为底本。广搜元、明及日本诸刻本十余种。（群附录吕氏春秋校释所据旧刻本）以及唐、宋以来烦书引文为校核者不录。 本书引用前人校说一百二十余家（群附录吕氏春秋校释引用诸家校说列目），皆条录而于吕氏原文之下。凡数说并通者，皆臄列以供参考。其说相同者，则取其完善之一说，余则仅言某人校说相同，不是引其交。但其说虽同而论证不同者，仍二家并录。其说县见为穿鉴附会者不录。
《晏子春秋译注》由卢守助撰，希望让刚拿起这部《晏子春秋》的读者，能约略领会那个诸子盛行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自由交往、相互磋切而又不致相互戕伤的情况； 孔子 也好， 墨子 也好， 晏子 也好，都能以其本来面目，裸然相见，互为 非议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诸子们只会在各自的特定位置上作出真实的不由自主的反应来。这一点，恰恰是向现代读者推出这样一本读物的理由。再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子书译注，而只是一般的简注直译，让读者足以拿来了解、走近那个孕育这部子书的背景和在这部子书中出现过的人物，从而得到阅读本书所能带来的快乐。
《古文献研究丛书》是国家*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这个项目旨在反映我国当代部分学者研究我国重要古籍所取得的新成就。 我国的古文献浩如烟海，其整理研究工作也源远流长，历代都有贡献。尤其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由于在各个时代反复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已积累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古籍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个时代的学者又各自立足于他们的时代，带着各具特征的学术视野、观点与方法来进行再认识；所以，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虽然一再重复，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重复的工作在整体上却具有推陈出新、步步深入的特点。是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得到创造性传承的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进程。这样的进程显然在将来也要继续下去。 前些时候，围绕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曾
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顾颉刚师在北平燕京、北京两大学所用的讲义，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所以书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事变之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到安庆，又由安庆带到上海，虽在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夏间，接着顾师从成都来的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书本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罢！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因人事的牵缠，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强竣事；凡原稿缺略处，已大致补充；错误处，也已大致修正；体例次序等也略有变更。虽不能说
《春秋谷梁传译注》是春秋三传书中成书晚的一部书。其学说大抵出于鲁儒，注重传扬经义，处处谨守《春秋》笔法，阐明义例。但在记载史料方面，不及《左传》详尽，且间有不明史实而以臆断来自抒己见的地方。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日：楚谓之“祷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日其善志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春秋》之所以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上具有“元曲”的性质，它即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石。因此，这种“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春秋》经传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显然，围绕着《春秋》的种种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始终与文化政策、政治选择紧紧相关联。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先贤们注重持之有据，因此《春秋》的研究往往具有浓郁的文献考证特征。尽管这种文献考证的背后蕴含着思想的睿智，但还是足以令一般读者望而止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春秋》的研究史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史一样，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的学术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一，是对《春秋》这部孔子编修的记载鲁国隐公至哀公时期（即公元前770至前481年近三百年间）历史的著作加以解说之书。由于文意隐晦难懂，《公羊传》自汉代以来一向遭受冷落，少有问津者，《公羊》学几成绝学，今天的读者对《公羊传》更是十分生疏。刘尚慈的这部《春秋公羊传译注》，对《公羊传》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整理，作了审慎精到的标点、今译、注释，有助读者阅读《公羊传》，了解《公羊传》，对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有重要意义。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春秋三传"中很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左传》是根据《鲁春秋》编成的，所以它的记事，完全以鲁国国君为顺序编排，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开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结束，时间跨度两百五十五年。末尾还有一小段跳跃性的记载，写到了鲁悼公四年( 前464)晋国贵族知伯的骄横，并预言了他十年后的灭亡。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我国早期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因为这部书是对春秋的解释，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间的矛盾和斗争，擅于叙事写人，所以也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名著。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撰写。这部著作记叙了春秋时期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二百五十多年间各诸候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着重记叙当时诸候列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内容相当丰富。本书精选了《左传》里的一些经典篇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