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儒家经典之著作,也是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典籍之一。论语作者大致可以确定为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言行的记录,在战国至汉朝前期,逐渐奠定了其作为政治、文化、教育经典性的地位,但其内涵远不能用今日任何学科分类纳入。历来版本较多,记言记行生动简洁,孔门诸儒形象、彼时社会场景跃然纸上,而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哲学、个人修养的意义引人入胜。
《四书章句》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孟子》四个部分,与《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五经并为儒家经典,在古代学校教育中占有*的垄断地位。宋以前,五经立于学官,唐颖逹《王经正义》是官定的经书注释。宋诗,程颐、朱熹尊崇《大学》,春为〔初学入德之门〕尊崇《中庸》,奉为〔孔门傅授心法〕,因而大《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经书,为之作注,使之与五经并列。四书注释,历来以朱熹之注成为后来不可动摇的典范,这是因为朱熹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儒家思想,并进而将之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为以后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理学。元、明、清、封建统治者推崇理学,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定为科举取士的之书。 朱熹(1130 1200),南宋学者,理学家。字符晦,一字
本书是继《〈论语〉人物评传》《〈论语〉事件评述》之后的又一本研读《论语》工具书。全书继续坚持史学研究的方法,从《论语》中梳理出93个主题概念(命题),并将孔子相关言论集中起来进行评析。全书直接评析孔子言论350余章,间接评析言论则数倍于此。这种用若干主题概念来串连孔子相关言论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可以帮助研读者从儒家思想体系的整体高度来研读《论语》。
《尚书直解》古称《书》、《书经》。“尚”字,其为“上”,即指上古以来之意。《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学、政治等多体裁文献汇编,为至圣先师孔子所编撰。书中真实地记载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秦穆公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尚书》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就文学而言,《尚书》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里程碑。 《尚书》所载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吏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山右丛书 初编》是1934年由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一部汇集晋人学术著作的大型古籍丛书。山西大学、山西社科院等学术机构集中各方力量对其进行点校,并专门成立山右历史文化学院这一机构来统筹安排,耗时近5年。原书为套装,合计12册,为方便读者阅读,特推出单行本。 《四书说》(外三种):本书原为《山右丛书 初编》的*册,由辛全的《四书说》、彭作邦的《周易史证》、乔松年的《纬捃》、宋在诗的《论语赘言》等四部分组成,是明清时期山西学者对《四书》和《周易》等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
《线装藏书馆国学经典: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是孔子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线装藏书馆国学经典: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辑录,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内容,是儒学主要的经典著作。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出版家、诗人。一生从事朱子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对清初朱子理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陈鏦汇辑为《四书讲义》刊行。此次吕留良《四书讲义》的整理,以康熙二十五年吕氏天盖楼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将讲义内容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不仅有助于阅读,而且也便于对比考察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