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是继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后的明代编年史。作者清人夏燮，字甫，别号江上蹇叟，安徽当涂人，道光年间曾任直隶省(今河北)临城县训导，咸丰十年(1860)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后又任过永宁知县。《明通鉴》共一百卷，其中前编四卷，纪明大祖末即位时之史世，始自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止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编九十卷，始于明太袒洪武元年(1368)，止于庄烈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1644)；附编六卷，始于崇锁十七年五月明福王在南京称帝，止于清康熙三年(1664)。前后总计三百一十二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

纪事本未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此以前，史书已有编年、纪传、典志（政书）三种体裁——即编年体有《春秋》、《左传》等；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典志体有《通典》等，以这三种体裁记录了中国历史事实。 编年体史书的长处，在于按年代编纂史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典志体史书强调典章制及同类史实的统一性，其缺点是从纵的方面分裂了历史的完整性。 纪传本末体史的编纂方法，眉目清楚，旨趣明白，读者

《清通鉴》清代300年历史的详细记载 《清通鉴》是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写作的部编年体清史，也是我国历史上部编年体清史，使我国古代的“通鉴体”编年史终成完璧。按照我国的史学传统，往往是后继的政权为前朝修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政府在短暂的38年间，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清史的编纂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新中国要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务。 《清通鉴》用浅易文言书写，文风力求简明扼要。所谓简明，即文字简练，干净，不艰涩，不枝蔓，眉目清楚，尽可能生动；所谓扼要，即分清主次，抓住要害，不东拉西扯，让人读后不知所云。全书文字风格虽大体定位在“浅易文言”，由于时代不同、史料不同以及作者主观条件不同，可能会有，也允许存在文风上稍许差异，特别是鸦片

《史记》是我国部记传体通史，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具有和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影响甚为深远。《史记》的写作意图，司马迁概括为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也概括了《史记》的思想内容。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自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在这方面，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良吏"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史记》既是史学经典，又是文学经典，不仅仅因为它是传记文学的开山力作，更因为它为后世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