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称 通鉴 ，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共 294 卷，历时 19 年完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上起周威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共 16 朝 1362 年的史事。 司马光从开始编撰到停笔花费了整整十九年的时间。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到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的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政权的兴衰，看到帝王将相们的处世之道、为政之法，以及他们在历史漩涡中的生死沉浮、悲欢离合。 由于篇幅有限，本书仅从原著所记的三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精心遴选其中精彩、典型的故事，以供读者朋友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苏轼（1037 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国语》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记载了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 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全书共二十一卷，以春秋时各国 著名人物为主线，客观叙述了他们身上发生的典型故事，并以此贯穿当时的历史环境， 是一本通俗易懂解读的精品读本。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 《盐铁论》是我们了解汉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作品，书中的民间学者（贤良与文学），一如司马迁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计上考量，大肆批判国家的干预行为，痛斥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背离人民，言语中或多或少地倾向自由主义，他
经典是古代圣贤才智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源头。 多认识经典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长得更快、更高。 多认识经典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文字带有民族智能、民族风格。 《论语》、《史记》、《孟子》、《庄子》、《战国策》、《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红楼梦》等，这十本书应该是现代国民的“*限度经典”，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没有读过这十本书，就称不上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但是，现代人实在太忙了，大人忙着五光十色、小孩忙着被教改、社会忙着全民英检、国家忙着走出去，人人都在盲茫忙，商周出版因此为忙碌的人们炖一锅大补汤，用活泼简明的文句．把经典的精粹提炼出来，让大家可以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阅读。在做完文字针砭、为语文把脉、把病痛治好后，让我们来培元固本，增强功力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从记载史学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从记载的内容与风格来说，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世历史小说的滥觞。本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影印的明弘治十四年邝廷瑞、冯弋刻本为底本，并用其他明、清版本，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异文进行校勘改正。 本书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
金埴撰写，王湜华点校的《不下带编巾箱说（清代史料笔记）/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为“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共收录清人金埴（1663-1740）所撰笔记二种，《不下带编》七卷，《巾箱说》一卷，记载了作者的见闻，包括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遗闻佚事、社会习俗、科举考试等，反映出当时社会某些侧面，及作者对某些人和事的看法。《不下带编》，还有不少篇幅属于诗话性质，评论艺术上的得失，勾稽诗人的立身行世，交待诗的本事等等，对研究清代文学有参考价值。
王船山读通论论舆宋论，为船山遗书史类中之雨种。遗书旧刻祇有零种单行，不成都帙，其板早，绝，清道光时，船山裔孙名世全者，始谋汇刻各种，新化邓氏实主其事，然亦祇经类十八种，板复旋毁。至同治初，湘乡会氏重刻于金陵，则于遗书搜访较备，经史子集四类皆有。由刘毓崧张文虎等参舆校鲜。惟书中凡触及当时忌讳者，或加改窜，或留空格。而史论两种，因诵习者众，流传颇广，坊间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耍皆自金陵刻本出。今兹校点，郎用金陵刻本为底本。二十年前，马宗霍，先生尝先后获见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船山遗书抄本若干种，史论两种适在其内。因借抄本就刻本对雠，则空格之字皆全，改窜之迹亦显。比连写为校记，初未示人，士彦此次承中华书局之约，从事整理，实得力于此校记。过刻本有空格而抄本不空者，郎据以补之
《封氏闻见记校注(唐宋史料笔记)》是唐人封演 编撰的一部笔记，今本十卷。前六卷记述掌故、考证 名物；七八两卷多记古迹，附以杂论；后两卷则专述 唐代士大夫的遗事轶闻。在流传至今的唐人笔记中， 《封氏闻见记》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称其 语必征实 源委详明 ，赵贞信先生广 稽众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撰成《封氏闻见记校注 (唐宋史料笔记)》一书。
《云溪友议》，唐范摅撰，是少数有单行本存世的唐人笔记之一，较多涉及中晚唐诗事、史事，不少重要唐诗、轶事赖本书方得以流传。如《中山悔》载刘禹锡自述昔年醉后荒唐， 司空见惯 一诗即源出于此。《题红怨》记述了宫女红叶题诗的传说，后世戏剧小说遂因之而敷衍。《蜀僧喻》录王梵志诗十八首，是敦煌卷子外zui早大量载录王梵志诗歌的文献。《闺妇歌》则记张籍力荐朱庆馀， 画眉深浅入时无 一句脍炙人口。宋以后之诗话、史籍对该书多所采摭。《云溪友议》记录的唐人轶事今在各种传世或出土文献中能觅得或多或少的印证，其蕴含的历史真实值得关注。即使一些显得荒诞离奇的记载，也可借以窥见唐代鲜活的社会历史风貌。本次校勘多本，参稽群籍，精心点校、深入笺释，以便读者参考、利用。
陈师道撰的《后山谈丛萍洲可谈》介绍：《后山谈丛》和《萍洲可谈》是宋代两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前者对北宋重要史实人物关注尤多，间或涉及书法绘画、农事水利、佛徒道流以及奇闻异物等；后者为作者朱彧随父游宦所至见闻的记录，尤其在广州的见闻*为可贵，另外亦涉及宋代朝章国故、士人风气等。两书史料价值甚大，有裨益于宋史研究。两书皆由李伟国先生整理，校点精严。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史纲评要》是明代评点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属编年体史评。其内容分为“史纲”与“史评”两大部分。“史纲”以编年体的形式简略地记载了从“唐尧至元计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的中国历史，按王朝帝系顺序排列，每一朝代列一“纪”，再按王朝先后和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评要”以“批”“评”的形式，通过眉批、夹批、断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抒写作者的读史心得和感受。全书的评语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且将不少俗语引入评论中，使史学的评论更口语化，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主要表现出四大特点：思想的自由性，情感的审美性，形式的散点化和评语的口语化。无论在史学思想上还是史学审美兴趣上，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特征。
本书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考证学著作。作者王鸣盛，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后辞官不仕，定居苏州；擅长经学、史学、小学、目录学等多种专门学问，撰有《十七史商榷》、《尚书后案》、《蛾术编》等书，成就卓著，是干嘉时期著名的考史学家。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干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他指出：「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经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初衷。全书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也
《左史比事》是一部晚清知识分子所撰读史杂记，作者集中运用比较史论的方法，对产生自先秦至明末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参照《左传》所载人物和事实，作了总结性的评论和分析，其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由于作者身处列强入侵的清末，加之作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作者以史为鉴、资政济世的用心亦十分显明。今人正宜视其为晚清一般知识分子的忧思录，来加以关注和研读。鉴于该书原刻仅存孤本，晚清以来的目录学家和藏书家均未寓目和著录，今将其点校并注释出版。
福格撰的《听雨丛谈》十二卷，清福格撰。福格的事迹不詳。據散見於本書各條，僅知他姓馮，字申之，内務府漢軍鑲黄旗人，是乾隆年間大學士英廉的曾孫，咸豐五年春，以惠州通判留在僧格林沁山東軍中，司理營務兼總行營發審案牘，後來升任山東莒州知州，同洽六年以前還健在。 作者熟悉清代掌故，多記典章制度，尤詳於滿洲情況，如八旗制度、内閣官制、考選科目出身，以及頂戴服飾等都有涉及。其中關於内務府旗鼓漢軍的掌故風俗，所記尤為翔實，對研究清史有一定幫助。至於某些内容有錯誤或不當之處，如對兄弟民族和友邦鄰國的記载等，相信讀者自會鑒别。
刘昌诗撰，张荣铮、秦呈瑞点校的《芦浦笔记（ 唐宋史料笔记）/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是 唐宋史料笔 记丛刊 的一种，由宋刘昌诗撰。刘昌诗生卒不详， 主要活动于淳熙八年（1181）至嘉定八年（1215）间 ，即宋考宗、光宗、宁宗期间。这部笔记虽仅十卷， 但其内容却较广泛， 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 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逆其源而循其流 。 上至先秦典籍，下至宋代曲章制度，以及作者之所闻 见之遗闻轶事，都有记载或考证。由于作者知识广博 ，态度认真，文中颇多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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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