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极早的编年体史书，记事翔实，文辞优美，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的典籍。作者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考古资料，充分汲取古今学者研究成果，对全书作了深入浅出、博洽简明的注释。本书修订本，对初版本作了全面细微的校订、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本书收录两部中国中古史的传世杰作，均撰写于抗战之时。亦为忧患之书。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后书是前书的姊妹篇，讨论了统治阶级、党派分野、内政外交诸专题，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之中。

《群书治要精华录》是贞观初年著名谏官魏征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撷取汇编而成，全书总计五十多万字。是中国历史上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

杨树达编著的《春秋大义述(精)》是建国后首次出版，作者以其《春秋大义》散在各篇，初习者不便阅读贯通，乃取大义比近者类聚而群分之，立文为纲，而以经传附其下。欲令读者每习一章，即明一义，凡得二十九章（篇）。此书承继先圣之述《春秋》，以复仇、攘夷为大义。愤“日人强据我东三省及热河省”，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且复仇之志”，有深意在焉。

《吕氏春秋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三十九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