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以 为君亲政、贤明之道 为出发点所编写的一部巨著，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许多文人政客都学习《通鉴》，从中得到益处。为了普及《通鉴》，使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本书语译《通鉴》全书，题名为《资治通鉴（白话本）》。该书为辅助阅读，语译者增加了辅助资料。书前 导读 ，评介《通鉴》；行文中，每卷开头有 大事提要 ，卷后有 点评 ，行文中插入结构段意。此书结构清晰，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准确无误的白话《通鉴》。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秦汉之间，一群谋臣策士针对当时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建议 说辞。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有它一定的价值。本书是一部《战国策》的集释。是把自有《战国策》以来，有关这部书的各家注解，各种说明，汇齐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帮助以后研究这部书的同志，在理解本文和深入研究、参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时，不必东翻西阅，向渺茫的书海中搜寻资料，在阅读上、研究上取得一些方便，减少一些困难。
唐太宗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可以知兴替，可以辨是非，可以正人伦，可以益心智。《贞观政要》正是这样一部利于个人修身、治家理政、建功立业的经典。 《贞观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当时虽处盛唐，但社会危机已渐露端倪。作为一名敏锐且尽责的史官，吴兢感到有必要总结 贞观盛世 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施政典范，以确保李唐王朝长治久安。故撰此书，是为垂世立教，义在惩劝。 贯穿《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是居安思危，即忧患意识。它是《贞观政要》立书的根本，也是 贞观之治 的密码。此书主题突出，引喻精辟，议论锋锐，语意恳切，发人深思。若能静心细读，必将从前人的智慧中获益良多。
古人云：人才兴邦，得人才者得天下。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艾化，特别重视对人的评价和研究，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发现和使用的知识系统。《人物志》就是三国曹魏政权后期人物刘劭撰写的一部专门研究人才问题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德和才、兼才干和偏才、英和雄等概念，探讨人的内在修养、性情与外显能力及行事风格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独特视角。该书被明代人推崇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流的人才学著作，20世纪初叶被详为《人类能力之研究》在荚国出版。 如果说兵家谋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主要侧重于军事领域；法家谋略以《韩非子》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域；纵横家谋略以《鬼谷子》为代表，主要理于外交领域的话，那么，唐代赵蕤的《长短经》则集中国古代谋略之大成，大到治国用兵、识人用人，小到世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现已发现的体量大、时间跨度较长、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衙门档案，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迄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11.3万多卷，250多万件，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内容丰富的清代县级档案文献资料宝藏，被史学界誉为 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 。档案详细记录了从清代乾隆朝至宣统朝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巴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社会生活状况，是了解清代基层社会状况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极其难得的史料遗存，也是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 清代巴县司法档案约9.9万卷，占巴县档案总数的84%，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154年
今年9月初，重庆还困在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之中，忽接钱兄大群先生电话，得悉其力作《唐律疏义新注》(以下简称《新注》)杀青付梓，将作为 十一五 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心身为之一爽，当即就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高声祝贺起来。我确实高兴：为年届七旬而学术青春不衰的老朋友又取得了唐律研究新进展!为中国法律史学界和唐史学界添了新成果! 咬定青山不放松。 大群教授就属于这种性格的学者。20多年了，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选准的领域里，孜孜不倦地精耕细作，不论寒去暑来，任凭世风变幻，他依然那么儒雅，那样从容!在唐律研究的世界里，他享受着精彩，享受着乐趣，享受着人生! 天道酬勤。 有什么样的耕耘就有什么样的收获。于是，一本一本专著接踵面世。 在唐律和唐代法制研究领域，大群先生为学界所称道的，绝非仅仅是笔耕勤奋、论著丰富，印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本次出版，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我们在对原文进行精心校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准确流畅的翻译。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 道光朝》收录了清代道光时期巴县衙门档案中的部分司法类档案，四川省档案馆从近10万卷的原案卷中挑选了不同类型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司法档案，共10个案件，涉及产权、贸易、宗教、烟赌、家庭、妇女、婚丧嫁娶、抚养继承、盗窃争斗、命案等不同类型司法判例，各审级的程序过程完整且诉讼请求内容丰富，真实再现了清朝中后期西南地区地方政府司法机构的运作和司法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普通民众生活的众多方面，具有突出的研究利用价值和资政意义。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
《御制资政要览》按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编次，分别阐述君、臣、父、子之道，齐家治国之方。全书以儒家理论为经，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为纬，敦崇世教以治国保邦，给群臣百姓规定了思想、行为上的准则。《资政要览》是顺治皇帝从政数年的经验总结，对后世亦有可资借鉴之处。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辑录前人著述而成的谏书。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从大约一万四千多部古籍中摘取出有助“修齐治平”的内容。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 599 年 -649 年， 626 年 -649 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 631 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
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正科84、加科2、恩科26），录取进士两万余名（不包括武科进士），然而现存各种“题名碑录”还有大量的问题，如姓氏错误、人名错误、籍贯错误及遗漏未收等情况，至今也没有学者对此作一番系统之整理。此次编纂校订，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为底本，然后根据国子监所刻题名碑的全部拓本、各种履历表齿录如《清代朱卷集成》、地方志中的“选举志”、专题文献如《词林辑略》《清秘述闻》以及相关传记史料如行状、墓志、年谱、家谱、档案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逐一校核，隶定正确的人物资料，凡有异同，写出校记。 《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分两部分组成，部分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按科年著录清朝全部进士，未参加当年殿试者附于相应科年之后。每一进士为一条，依次注明籍贯、甲第、名次，有关考证资料
《谏议经典》一书是枣庄市原市政协委员柏恕斌等历时八年集粹而成的一部力作。其中精选了古今中外著名的谏诤文65篇，每篇都加以注释并予以评析。著名学者袁世硕先生为该书作《序》，他说：“书中不止选了古人的文章，还选了近世人的文章、外国著名的文章，供人们阅读、学习，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历史知识，受到思想教益，也可以领悟出做好这类文章的诀窍。至少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改变一下写这类文字不注意作法和艺术的偏向”。袁世硕先生认为：当今的建议性文字普遍存在着不讲究谏议经典文章的选本，岂不也是一种向社会的建议！一种以范文替代议论的谏议！” 《谏议经典》一书的确可以作为各级领导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成员等人的工具书或书。该书具有立意新颖、文选精当和评析透彻的特点。 立意新颖。古今中外
《智囊》是曾创作出《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晚年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是冯梦龙在中国古代谋略研究方面的一部巨著。冯梦龙以“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的编篡宗旨，搜罗了先秦至明末三千多年间经史百家、稗官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中以智取胜的事例2000余则，帝王将相，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清代李渔评此书是“惟恐失一哲人，漏一慧语”。书中所叙谋略，共分十部二十八卷，有总叙、有评述、有按语。由于冯梦龙平易自然的写作风格，书中语言生动幽默、故事曲折有趣，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故有人称它是一部“小资治”。 本书由古籍学方面的专家发掘整理，采用明崇祯七年（1634）的刻本为蓝本，经数十位历史学、语言学、古文字学、军事学、谋略学等领域的专家历经数载系统编撰而成，整理者
《十通》是書名帶“通”字的十部大書的總稱。唐代杜佑撰《通典》後，有南宋鄭樵撰《通志》、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合稱《通典》。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朝通典》、《續通志》、《清朝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加上前面三一通，稱為“九通”。 一九二一年，浙江南潯劉錦藻撰成《清朝續文獻通考》，始有“十通”之名。 《十通汐是一套有關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大型工具書，共計二千七百多卷，内容廣博，規模宏大。有了它，就能基本上掌握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資料，更便於了解各項制度的沿革。它無疑是文史工作者和單位圖書館、资料室的必備工具書。
本书出自已近三十年，今兹三版，有校订机会。惟近年工作既忙，又不便增补太多，影响版面，故未能随心所欲，多所增补，主要只是校订脱误而已；但久已发现之脱伪得到更正，心甚慰。 此次出自，书名标目稍有改动。盖原撰续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合为一书，故直颜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今因兴趣转移，县年事已迈，自度已无续撰隋唐之部之可能，故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各自为书，但前面序文为全书而写，故总题仍旧，而以甲部乙部别之，将来如有同好，自可丙部丁部庚续为之也。 双此次改版，余远万香江，不及督印亲校，一切烦邢义田、廖伯源两位先生任之，仅此致谢。
本書旨在深化简帛古書的詞義訓釋理論，總結經驗教訓，探索條例規律，并在此基礎上考釋简帛古書中的一些疑難字詞。首先，著眼於漢字的“形”“音” 及其所處的語法地位等，探討了简帛古書的訓釋方法。其次，總結了見於簡帛古書的漢字古義，疏釋了字典辭書中的一些冷僻義。 後，探討了简帛古書訓釋的標準、兩可與閾疑，以及戰國簡帛古書訓釋與秦漢簡帛古書訓釋的内在差异等重要理論問題。本書對簡帛古書詞義訓釋理論的探討，有利於新出简帛的釋讀，也有助於完善简帛學理論。同時，對訓詁學的發展也不無裨益，探討簡帛古書詞義訓釋理論正是古文字學與訓詁學的有機互動。
] 记述中国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作者马端临。马端临约从30岁时开始，用20多年的时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撰成该书。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职役、征榷、市籴、上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24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
刘向编著的《战国策》是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唐才常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其著作版本，主要有1898年长沙刊本《觉颠冥斋内言》四卷(1902年夏重新铅字排印)，1900年刊本《浏阳二杰遗文》(第二卷即唐才常遗文)，1980年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上述三书均只收录了唐才常的部分著述，还有大量的作品散见于《湘学报》、《湘报》、《民权素》、《大陆》、《亚东时报》等清末民初的报刊，唐氏家属和一些图书馆也藏有唐才常的手稿。《唐才常集》以《觉颠冥斋内言》为主体。该书是唐才常生前刊行的专辑，由其弟子邹柽贤编辑而成。此次整理，即以长沙刊本为底本，加以校点。此外，我们还收集了唐氏散见于各报刊的论文、书信、诗赋等若干篇，大部分是对研究晚清历史尤其是唐才常维新思想有价值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