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 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为方便读者使用，在原注音反切、直音后加标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规范小篆附于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收入原书正文、补遗、备考中全部字头，以便检索。 此次重印，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约请专家、学者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对原书中一些错误作了挖改，使得重印本既保持了本词典的原有特色，又提高了质量，将更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 补遗 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建阳刻本自宋代流播海外，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影响甚巨，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是以和刻本汉籍为考察对象，编纂而成的日本翻刻建阳刻本汉籍之专门性图录。共收集和刻汉籍78种（另附录抄本7种），并加以考释，一一揭示其与建阳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助益建阳刻书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及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
《古籀汇编》汇集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周宣石鼓、秦汉吉金以及古玺、古陶、古币、古兵器各种文字，共约三千个单字，重文三万余个，是一部集大成的篆文工具书。『籀文』又称『籀书』、『大篆』。战国时秦国使用的文字及秦统二八国后之文字称为『小篆』。编者认为『小篆』、『缪篆』均源于古籀，与古籀文相合，所以将《古籀汇编》定名为《古籀汇编》。 《古籀汇编》分部悉依许慎《说文解字》体例。每字之下选列释义与切音，然后依次为汪立名《钟鼎字源》、吴大激《说文古籀补》、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容庚《金文编》、罗福颐《古玺文字徵》、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各书引用文字，每字之下均注明出处。
《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补遗”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本书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以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兼采《广韵》《尔雅》等文献，根据甲骨文等新的文字考古资料，结合杨树达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个人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积累，运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工具，进一步进行汉字个体的形音义关系及语源研究。 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所收录的汉字，进行逐一研究阐释，尤其注重声符与语义的关系及语源研究。根据凡抽象皆由具象而出的原则，寻根探源，解读个体汉字的语源。《说文通训定声》在每个字头之下先举《说文》原文，讲明此字的本义，再引古书文句和传注作为例证。本书沿用这一体例，作者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研读考证，引入新的证据，加入个人的思考，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总结，又阐释自己的新发现新成果。本项目对《说
《说文古籀补三种(附索引)》讲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很好地使用西周的金文材料，它所收的古文、籀文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清代《说文》之学大兴，学者们除了利用文献材料研究《说文》外，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首开风气的是严可均，他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撰成《说文翼》，但不传于世。后来，王筠的《说文句读》采及金文资料，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 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吴大潋（一八三五－九〇三》，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都是周末（及战国时期）文字，真正的西周古籀真迹许慎并没有见过。
本版的修订，以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根据本书的性质、任务，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字母，并加注广韻的反切，标出声紐。广韻不收的字，采用集韻或其它韻书、字书的反切。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封书證文字都作了复核，并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
清代中葉以后，《说文》之学大兴。严可均的《说文校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都是一时名著。在这些大家之外，诸如钮树玉、王煦、王玉树等人的著作中，也不乏说解文字的精义。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就是在这些著作的基礎上加以去取著成的。 王筠本来想就严、段、桂三家的著作，“或增或删或改”，“不加疏解”，著成一书，“以便初学诵习”。后来，他在朋友的从恿下改变了打算，改而撷取前列诸书的精华，“博观约取”，间下已意，以成一家之言。这样，“阅月二十而毕”，撰成了《说文解字句读》一二十卷。古人在读书时，往往加以圈点标识，谓之“句读”，认为这是读书的基本功。王筠把自已注释《说文》的著作叫做“句读”，是自谦其书只是读《说文》的基本入门书。但是由
《辞源》是我国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它始编于1908年（请光绪三十四年），至今已经修订再版多次，它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修订版《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是一部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百科式大型工具书。全书共四册，收词近十万条，综计解说约一千二百万字，几乎超出了《资治通鉴》一倍。 修订版《辞源》的内容丰富极为充实广博。既体现了工具性和知识性，又兼顾了可读性。修订版《辞源》历经几代专家学者的修订，改善体例，纠谬补缺，内容更为准确精到，查用更为容易便捷，极具权威性。全书由国内负盛名，*实力的商务印书馆承担校审，工作上精益求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书的准确程度和权威性。
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称尊长名字，以至讳用与尊长名同或仅音同之字的，这是敬讳。如汉武帝名彻，汉人讳“彻”为“通”，而《史记》、么漠书》并称“蒯彻”作“蒯通”等。 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这是忌讳。如吴人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等。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名姓、物称与仇家或鄙夷之人姓若名同的，这是憎讳。如唐肃宗恶安禄山，郡县名带“安”字的多加更改等。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它不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一切需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