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专门分析殷墟甲骨文构形及其形义关系的实用型字典。所收录的甲骨文全是已释字，即已经识读的甲骨文字。本字典所收字头是在《甲骨文字新编》（线装书局，2017年6月出版）一书的基础上略加增删而来，共收甲骨文已释字一千八百多个，另有重出字头三百多个。全书分栏排列字头、读音、字形、解形、释义。字头按汉语拼音音序编排，字头后列出相关具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字形并保留甲骨文字形的出处，甲骨文字形按时间和演变顺序排列。对甲骨文字形做简洁的解形释义，分析其构形及形义关系。正文前有音序和笔画索引，便于查检。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主体部分共分四编十二章，系统地介绍了现代校订、阅读古代史籍的方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主体部分共十四章，另有附录 研究中国历史的常用书参考书和工具书简目 。此书细致阐述了各类中国古代史籍的源流、体例、特点。两书互相补充，恰好构成内容完整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此次将两书合并，可以丰富本书的内容，使全书架构更加完整，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证。
本书是有关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专著，主要由史证篇、绪论篇、鉴定篇等部分构成，内容涉及中国古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古籍的装帧形式、古籍版本的类型称谓与辨伪，以及一般刻本书、活字印本书和抄本的具体鉴定。作者结合前人论述和自己多年的古籍鉴定经验，对该领域做了全面精辟的研究分析，在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积累经验、优化方法上为古籍鉴定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指明了方向。本书过去曾被作为高校古籍版本学课程和全国古籍保护培训的基本教材。此次再版，作者又根据近年来的心得和发现对全书做了13万字左右的增订。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补遗”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本书主要以唐末、五代、宋初至1912年之前的山西刻书（包括同一时期的稿抄本、活字本等）为研究内容，尤其突出金元时期的 平水本 和明代的晋藩刻书，并关注古代山西的其他刻书，从而全面梳理并展示古代山西刻书的全貌。全书分为四编，依次为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方志编，每编又以地域进行细分。内容除书名外，还记录有存佚状况，每种书都详细标明收藏单位（或个人）等基本信息，减少学者搜寻之苦，极大方便了学界对于古籍图书的使用需求。
《说文古籀补三种(附索引)》讲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很好地使用西周的金文材料，它所收的古文、籀文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清代《说文》之学大兴，学者们除了利用文献材料研究《说文》外，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首开风气的是严可均，他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撰成《说文翼》，但不传于世。后来，王筠的《说文句读》采及金文资料，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 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吴大潋（一八三五－九〇三》，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都是周末（及战国时期）文字，真正的西周古籀真迹许慎并没有见过。
《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补遗”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广雅疏证》可以说是清人研究古代训詁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解释了许多古書的文义，同时还可使人从中获得不少有关训诂的知识。
《文字蒙求》系清代王筠编写的一部童蒙读物，选取《说文解字》中两千多个常用字，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排列，同时作通俗解释。蒯光典对之加以增补。蒯光典(1857-1911)，字礼卿，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是革新派、清流派重要人物。其治学由汉而宋而明，更折入西学，为当时学兼新旧、志在经世的代表人物。治小学则务求义类，因精研小学而贯通各种学术，谓不通小学则不能读古经史文章。提出 凡小学家以经证字，以字正经，其作用悉在通假，而通假之枢纽悉在双声，识双声而后其用乃宏 。论者以为此说 尤为发前人所未发 。
《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以《宋元书目行格表》《宝礼堂宋本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藏园群书题记》《中国版刻图录》为蓝本，收录宋元刊工姓名四千余种，涉及宋元书籍300余种，前一部分列刻工姓名与刻工参与刊刻的图书，后一部分列宋元善本书名、版本与参与刊刻的刊工姓名，两相对照，是一部资料翔实的古籍版本鉴定的工具书。
《尔雅(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历史纪录上下)》由郭郛注证，本书作为中国古代学者的《十三经》之一，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本书通过自然科学研究的视角，选取百余幅反映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彩图片，力求拉近历史的距离，证实书中那些古代事物存在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作者还提出《尔雅》反映了古人以“真、善、美、和”为社会关系、人际交流的道德标准和文明准则，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因此，《尔雅》既是中国博物学的典籍祖本，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结晶。
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称尊长名字，以至讳用与尊长名同或仅音同之字的，这是敬讳。如汉武帝名彻，汉人讳“彻”为“通”，而《史记》、么漠书》并称“蒯彻”作“蒯通”等。 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这是忌讳。如吴人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等。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名姓、物称与仇家或鄙夷之人姓若名同的，这是憎讳。如唐肃宗恶安禄山，郡县名带“安”字的多加更改等。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它不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一切需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