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 补遗 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说文古籀补三种(附索引)》讲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很好地使用西周的金文材料，它所收的古文、籀文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清代《说文》之学大兴，学者们除了利用文献材料研究《说文》外，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首开风气的是严可均，他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撰成《说文翼》，但不传于世。后来，王筠的《说文句读》采及金文资料，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 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吴大潋（一八三五－九〇三》，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都是周末（及战国时期）文字，真正的西周古籀真迹许慎并没有见过。
本书以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以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兼采《广韵》《尔雅》等文献，根据甲骨文等新的文字考古资料，结合杨树达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个人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积累，运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工具，进一步进行汉字个体的形音义关系及语源研究。 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所收录的汉字，进行逐一研究阐释，尤其注重声符与语义的关系及语源研究。根据凡抽象皆由具象而出的原则，寻根探源，解读个体汉字的语源。《说文通训定声》在每个字头之下先举《说文》原文，讲明此字的本义，再引古书文句和传注作为例证。本书沿用这一体例，作者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研读考证，引入新的证据，加入个人的思考，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总结，又阐释自己的新发现新成果。本项目对《说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甲骨文字典》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20世纪甲骨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甲骨文字典》（横排本基于原版，在已识甲骨字形前增加了对应的楷体字，并对已发现的文字、标点符号硬伤以及个别不统一之处进行了修改，还将原书各卷“补遗”内容插入对应正文，根据新的规范标准重新制作了笔画索引，是一部内容丰富、查检方便的甲骨文工具书。
本书是有关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专著，主要由史证篇、绪论篇、鉴定篇等部分构成，内容涉及中国古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古籍的装帧形式、古籍版本的类型称谓与辨伪，以及一般刻本书、活字印本书和抄本的具体鉴定。作者结合前人论述和自己多年的古籍鉴定经验，对该领域做了全面精辟的研究分析，在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积累经验、优化方法上为古籍鉴定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指明了方向。本书过去曾被作为高校古籍版本学课程和全国古籍保护培训的基本教材。此次再版，作者又根据近年来的心得和发现对全书做了13万字左右的增订。
王念孙是清代著名的训诂学家之一，《广雅疏证》可以说是清人研究古代训詁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解释了许多古书的文义，同时还可使人从中获得不少有关训诂的知识。全书主体，包括“绪言”、上篇、下篇。
建阳刻本自宋代流播海外，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影响甚巨，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是以和刻本汉籍为考察对象，编纂而成的日本翻刻建阳刻本汉籍之专门性图录。共收集和刻汉籍78种（另附录抄本7种），并加以考释，一一揭示其与建阳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助益建阳刻书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及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
在中国刻书史上，山西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可以说，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山西刻书都有它值得称道的地方。本书主要以唐末、五代、宋初至1912年之前的山西刻书（包括同一时期的稿抄本、活字本等）为研究内容，尤其突出金元时期的 平水本 和明代的晋藩刻书，并关注古代山西的其他刻书，从而全面梳理并展示古代山西刻书的全貌。全书分为四编，依次为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方志编，每编又以地域进行细分。内容除书名外，还记录有存佚状况，每种书都详细标明收藏单位（或个人）等基本信息，减少学者搜寻之苦，极大方便了学界对于古籍图书的使用需求。
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称尊长名字，以至讳用与尊长名同或仅音同之字的，这是敬讳。如汉武帝名彻，汉人讳“彻”为“通”，而《史记》、么漠书》并称“蒯彻”作“蒯通”等。 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这是忌讳。如吴人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等。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名姓、物称与仇家或鄙夷之人姓若名同的，这是憎讳。如唐肃宗恶安禄山，郡县名带“安”字的多加更改等。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它不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一切需要利
金文，即古代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研究金文的编着，可谓汗牛充栋，早已成为古文字学习中的独立分支之一。 金文字书受到大家欢迎，不是偶然的。金文在古文字中居重要地位，是由于它有着下列几个特点： 是时代长。青铜器上出现铭文，据现有材料，是在商文化的二里冈期，既商代早中期。 第二是变化多。商周各时期金文，各有独特的面貌。 第三是书法好。有的古文字，如早骨文出于契刻，虽别成一格，但连刀所得，究竟与毛笔书冩有所不同。 翻阅本书，处处可见作者的匠心。书中收录金文约一千字，已将已识的常见字大体网罗。每字字头用楷体，并列小篆，便于观览；字下注今音和古音，也省了读者另外查检的功夫。 书中所列金文字形，考试到不同时期的多种字体，也兼顾结构演变的次
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难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实为本，纵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彰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设立五陉晔士二土于学宫之后，直至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依据，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霞断狱气 礼 成了覆迁巴，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学、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
《广雅疏证》可以说是清人研究古代训詁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解释了许多古書的文义，同时还可使人从中获得不少有关训诂的知识。
本书设置文史专论、目录与版本、校勘与注释、文献辑考、古文字研究、年谱与传记、皖籍文献专题、学术丛札、文献学评述等板块，反映了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古代文学实证研 究、古籍校勘与注释以及安徽地方文献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国内古籍研究学界的水准。如王育红教授的《花蕊夫人宫词悬疑之定谳》一文，参阅花蕊夫人《宫词》的二十 八个版本，补入可资证明的史料，从前蜀后主诞日、宣华苑中的建筑及人物、王蜀宫中的服饰以及歌舞乐戏等角度，证明宫词确为前蜀之作。杨新勋教授的《 四库采进书目 所收易 类书目订正》一文指出《四库采进书目》所收易类书目至少有十七种存在或书名、或卷数、或册数、或括注的讹误，并对这些讹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订正。真大成教授的《 抱朴子内 篇 企羡 王导 洛水边谈道 疏证》一文在通校《抱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