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精)》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各地文史研究馆和馆外专家用6年时间撰写的学术著作，共34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均有1卷。各卷上编纵向地描述当地文化的发展史，下编重点描述当地文化的特点和亮点。上起于远古时代，下迄于1911年辛亥革命，可视为各地的“文化地图”。《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精)》以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为目标，可供学者参考，也可供干部培训及广大读者研习之用。尤其希望本书能对当前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1862-1933）。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of Japan》），立即受到西洋世界的反响与好评，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方的译本，成为介绍武士道文化的经典之作。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的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晋南诸渡，既是历代漕运的重要码头，同时也浸濡着古老文化的润泽，秦时明月汉时关阙，唐代风华两宋风流，喧腾的古渡头，至今还残留着中华文明进程的吉光片羽，禹门渡、蒲津渡、吴王渡、风陵渡、大禹渡、茅津渡，这一个个渡口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黄河一进入山西就气象万千起来……开发早的莫过于三门峡——风陵渡——蒲津渡一线的晋南古渡。早在春秋时期，这条水道就有“秦粟输晋，泛舟之役”的记载。这里既是历代漕运的重要码头，同时也浸濡着古老文化，秦时明月汉时关阙，唐代风华两宋风流，至今还保留着中华文明进程的吉光片羽。吕梁山西侧，山与河相唱相和，一个个险关要塞雄踞山巅、俯瞰大河。天桥峡水寨，禹门口听涛，石门兀立只不过是这条桀鷔不驯的大河小试牛刀的作品而已。壶口上下，任由巨流滚滚，惊
近年来，晋商文化无论在文艺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追逐的热点，关于晋商的话题常说常新。《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晋商文化的灵魂——晋商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对其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理性分析和提升。 首先本书深入分析了传统儒家文化与晋商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儒家文化是如何在深层培育、滋养了晋商精神；其次在深入考察山西社会经济、文化、地域等特征的基础上，概括了晋商伦理思想形成的内在根源和外在条件，揭示了晋商伦理文化的主要特征和现代意义；再次，在认真梳理晋商行为规范的基础上，阐释了晋商的义利伦理观和信用伦理观；后，在翔实调研晋商文化典型案例的基础上，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乔家和常家的商业活动，系统地论述了晋商乔家和常家的商业伦理思想。
从小生活在乡村，只是从远山近水的视野中，能够感受到乡村的无边无际，儿时的我真不知道山的那边除了自己熟悉的村子之外，还能有什么。乡村是什么？在孩童的心灵里，村头场院里高高堆起的谷草垛、码放的齐整整的麦草山，才是自家的村子；村首那残破的奶奶（送子观音）庙，亲族老人们在封禁甚严的年代偷偷给奶奶神进香的那份胆怯与虔诚；逢五遇六的庙会上人山人海的喧闹，戏场内青年男女的打闹与嬉戏；星辉月朗下端着盛满“和子饭”的海碗在井台上说东道西的那份惬意——这就是乡村的风情和乡村的生活。 城市的概念和城市生活的体验，是伴随着成长和教育的结果。从此才有了乡村以外的生活经验，也才有了乡村与乡村之不同的认识。 晋中的乡村因了历史的成因，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色和民情风俗。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晋中的祁县、太谷
《地域文丛：风雅大太行》在写作中，参阅的书籍和有关文献资料较多，有的在揉于正文中已注明，但一些星散的、片断的，则难以一一表列，另有一部分照片来自网络，借《地域文丛：风雅大太行》出版之际，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资料和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太行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我们始终对这座养育了我们的母亲山，怀着一种挚爱、赞赏和敬畏的感情，写一部反映太行山风貌的“全书”，是我们早已萌生的想法。以期让人对这片拥有广袤之地域及其深厚之文化底蕴的大山，有更全面直观的了解，也有利于消除某些认识上的偏颇和浅尝辄止。于是，我们商定友情写作，来实现这一夙愿。我们历时两年，在搜集大量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拟定了写作提纲
张会林主编的《青龙古镇：晋阳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是一本展示太原历史文化的读物，从村史、地理、传说、文献碑刻、旅游发展等角度全景式地展示了青龙镇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全书内容十分丰富、材料真实可靠、分类科学合理、介绍详略得当。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重点是落实在“山药蛋派”文学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终的研究目的。 泛谈“文化”，相对比较容易。即以三晋文化言之，如果从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变迁、风土民情、民俗风物等等方面作一般性的介绍，就很有东西可说。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与“山药蛋派”文学有关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三晋文化；侧重点是在找出“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方式，而不在全面介绍三晋文化。也就是说，唯有与“山药蛋派”文学相关的三晋文化内容，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这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对三晋文化中的一些也许是精彩的内容作有意识
曾几何时，三晋的豪商巨贾富甲一方，雄视海内外；从古至今，山西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争艳于黄河流域。 屋宇高峻、气势恢宏的晋商豪宅；质朴无华、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录了一段兴衰的沧桑。也讲述着一串串令人感叹、感伤而又沉思无限的动人故事 举报
赵俪生先生名牲，以字行，生于1917年6月14日，山东省 安丘县人，中国著名史学家。赵家本为书香门第，但是至赵先生出生时，其家已破落。可 能由于赵家素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也可能因为赵先生是家中 的男孩子，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赵先生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文 化教育。先是在家乡读小学，接着到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读初中、 高中，至1934年又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北大和清华，后人读清 华大学外语系。 早在青少年时期，赵先生便显露出才华。上初三时，他热心 新文艺，与另外六位同学组织了“浪花文艺社”，并在《胶济日报》上发表白话诗、散文、短篇小说和短译文。进入清华大学 后，他担任过清华文学会主席，编过《清华周刊》。
“票号”、“票商”这些称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未免有点陌生，但在一百多年前却是赫赫有名的“商人”，相当于今天的银行和银行家。票号的历史是山西人所开创的，票号发展中辉煌的乐章也是由山西人谱写的，因此山西票号被中外研究者称为“具有国家银行”的规模，山西票商作为中国早期的“银行家”，是传统商人中杰出的一群。然而票号的创立及发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票商的作为也不是孤心独诣、迥异不群的。山西票商是近几百年来活跃于国内市场中无数山西商人的杰出代表，没有这样的氛围和基础，山西票商的异军突起恐怕难以实现。山西票商的荣耀不仅给三晋大地蒙上了斑斓迷离的色彩，更激发我们探寻山西人经商历史轨迹的兴趣。 本书从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出发，探索山西票号的根与本、票商发达的源与流，以及近代山西票号走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早的发祥地之一，迄今已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 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留下了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无论绘画、雕刻、彩塑，还是戏剧、音乐、诗词、书法，无不闪烁着绚丽的光彩，而使历史、艺术和科学高度和谐统一的古建筑更令人瞩目。这些古代建筑，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城池、街道、民舍、梁、寺宇、庙堂、楼塔、陵墓等等，门类齐全，数量繁多。到目前为止，山西已发现宋代以前的木结建筑一百零六座，这些千年以上的古建筑在全国已是凤毛麟角，属稀世之宝；宋、辽、金三个朝代保存下来的建筑物较多，达近百座，殿堂楼阁皆有，梁古塔同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殊，结之巧，在全国均占重要地位。至於元代之後各类结的建筑物数量尤多，其中不少是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临汾市和运城市在古代曾称平阳府，包括石楼县，其时也在平阳府属下，也就是说，仅存的八座元代戏台均在古平阳府。这是古平阳府的历史辉煌。这种辉煌源远流长，尧舜禹时代政治文明的曙光从这里升起，这里蕴蓄的文化也代代流传，千秋绵延。 一部戏剧史，总是尾随着戏台史。元代是戏剧的成熟期，也就是戏台的成熟期。明、清以后，戏剧更为繁荣，戏台也就五花八门，色彩纷呈。翻看中国戏剧志，明清戏台的发展变化，首先是戏台的位置有了变化。典型的产物是——山门戏台，也有称山门舞楼的。所谓“创立山门，上为舞门”即是记载这种变化。山门戏台一般为二层建筑，下层过人，上层演出，外看是巍峨高耸的山门，内看是宽敞气派的戏台。与金元戏台相比，不仅节省费用，还节省地盘，方便观瞻，因而广为流行……鉴赏山西古戏台，我们会发现这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系列:晋城》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晋城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民俗风情。欢迎四方游客走进晋城，感受晋城的沧桑与巨变！去晋城吧，那里是纯美的天堂！去晋城吧，那里是心灵的老家！去晋城吧，那里是寻梦的地方！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系列:晋城》主要内容包括：走进晋城；畅行晋城享受美景；纵情太行山水；探秘沁河古堡；品味古建艺术；触摸古贤圣地；体验现代工农业生态旅游；品鉴晋城特产等。
马通先生是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突出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起源、传承、发展及其现状研究，该项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及其教派门宦研究的空白，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不仅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且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谦和、求实务实、淡泊名利是马通先生一贯的为人品格和学术风范，朴实无华是其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问起先生为什么要研究教派门宦问题时，他说自己在西北政法大学学习法学史期间，在学习罗马法和伊斯兰法时，才知道《古兰经》不仅是宗教经典，还是一部古法学典籍，也是可以研究的。加上小时候零零散散从父辈们哪里听到的一些关于教派门宦的事情，我听到多的、印象深的可能是“矛盾”和“斗争”两个词， “为
千百年来，长治的先民经历了多少朝代的更替，饱受了多少岁月的沧桑，然而，他们却坚守故土的文化之魂，带着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美好理想，载歌载舞，用独特的民间艺术洞穿时空的隧道，诠释生活，演绎历史，表达了对真善美的崇尚和追求。
《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于我们是一桩幸事。这不仅是由此而对段文杰先生这样一位年已望百的敦煌学耆宿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治学思想上多所借鉴，获益甚丰，愈让我们高山仰止和心灵得到滋溉的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常常体现着对于一种事业执着的坚守探求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并以此而引领着这一事业走向更为广阔光明的前程。他的学术成就，正如有学人礼赞的那样： “和莫高窟的敦煌学艺术的里程碑式成就密不可分”，“他的生命强音和敦煌交织在一起。”
刘文英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精神观和思维特征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他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主要针对弗洛伊德释梦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自觉意识背后，还有一个意识所意识不到的潜意识王国；梦就是人在睡眠中的潜意识活动。刘文英先生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潜意识活动的观点。但是关于潜意识和梦的作用机制，刘文英先生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双方的不同点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意识与潜意识在弗洛伊德学说中是二元判分*对立的。刘文英先生认为，这种对立冲突，并没有正确地说明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性质，也没有正确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同自觉意识之间有一条界限，完全正确，无可非议。但是当他把这个界限看成是一条鸿沟、一座长城，认为不可逾越时，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