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的《石刻古文字(中国古文字导读)》是文物出版社所推出的《中国古文字导读》丛书之一，在简述何谓古代石刻文、主要的释读方法、常用工具书简介的基础上，选取18篇中国古代经典石刻作为石刻释例，首先对所选碑刻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对其中重点文字逐一考镜源流，梳理其演变理路，对古文字初学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秦汉碑刻校勘图鉴》真实写照了碑帖上的文字图像，用文字来记录图像，给众多人们提供一些研究价值。研究金石碑版本的学者，商估史来不乏其人，著作自多。《秦汉碑刻校勘图鉴》作者是李志贤。
本书从文献学角度对中国东汉至元代石刻书人身份特点和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考察，对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及石刻文献的伪托、附会、错讹和阙疑等加以考释甄别，探讨了隋部分石刻书人、石刻断代和五代以前的书学问题，并由石刻书人对北宋御书院的祗候官详加考辨，梳理了辽金元石刻书人及其身份，对元代奎章阁书家与鉴书博士进行了个案研究。《BR》 本书在研究古代社会书写状态和石刻艺术文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古代石刻史、书法史、美术史、刻工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与思考的沉淀。书稿将汉画像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之中，用考察的方法，对陕北汉画像石的历史生成、发现、工艺、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详实的考释，尤其对陕北汉画像石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展开了细致深入的分类解读，对汉画像石研究与收藏大有裨益。
碑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关于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共收录了河南省境内目前不见集中著录、散存野外的汉唐时期18通碑碣及157方考古发掘出土并散存于各地文物管理单位和私人收藏家的汉唐时期墓志，对碑志铭文进行了精准移录与考释。《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还对中原地区唐代墓志的书写体例与装饰特征、入唐高句丽百济移民的社会生活、墓志铭文关于唐代女性问题的反映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书较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了千佛崖现有石窟的数量、位置、时代、龛形及内容，并随文配有石窟图片。
《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3辑）》是杨朝明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 （项目编号：13AZD025）的中期成果。 《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第3辑）》收录碑刻106通，涉及历朝历代，有祭孔碑、祭少昊碑、拜谒碑、墓志铭等，对于疑难字句有所注释，而且研究了碑中涉及的历史问题与儒学问题，给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的同时，也可以提供一些研究视角与参照。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陶文被发现以来，陶文著录诸如《簠斋藏陶》《铁云藏陶》《季木藏陶》《古陶文汇编》《陶文图录》等，或受当时条件局限，或无法见之原器，都只拓出文字，印制成较为单一的“拓片集”，读者无法知道陶器的形制、质地、用途、铭文位置、出土地等信息，显示了陶文研究的明显不足。 古文字学者、山东博物馆《印学研究》主编吕金成积十余年之功，专注于新出土战国秦汉古陶文研究与铭文陶器收集，在继承传统陶文研究、掌握当下手材料的基础上，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所收集的未公开发表过的陶文实物1004件、285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理与研究。他编纂的《夕惕藏陶》上下卷，在配发陶器实物照片、线图、拓片等实物资料的同时，对每件陶器的形制、质地、特征、规格、断代、出土地点、用途等进行了详尽考
特别是在西方现代科学的考古方法传入中国，促进中国考古学形成以后，各地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中又陆续出土大量历代墓志。这些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墓志具有更完整的文化信息，它不仅是单纯的历史文字资料，而且包含了墓志使用方式，墓志与墓葬的关系等丰富的考古信息，对于判定发掘墓葬的年代、墓主身份地位、墓葬等级以及随葬品的意义等重要问题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对于墓志本身的研究日益重要，使出土墓志成为当代文物考古研究中一项重要的专题研究。 因为墓志是一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使用了近2000年的文化遗物，它具有相对独立与固定的外部形制，有一定程式的文体，有自己特定的礼仪意义，有自己产生、形成、发展的一定规律，特别是有数以万计的出土遗物，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作为独立专题综合研究的有利条件。从当
本书试图从书法史学和书法艺术审美的角度对隋唐墓志进行审视，把墓志书迹置于书法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作为隋唐书法史的专题，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开展研究，从而确定墓志书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隋唐书法的历史面貌，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深化对书法史的研究。通过挖掘墓志书迹遗产，宏扬传统的书法艺术。 我们对五千余方隋唐墓志书迹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分类筛选，从中选择了隋唐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墓志书迹二百余方分别加以介绍与赏评，理出墓志书迹的发展脉络，探寻其发展轨迹。为避免陷入简单赏评的肤浅层面，在考察中把墓志书迹置于隋唐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与整个唐代书法的历史相联系，把左右时代书风的名家书法与民间书法结合起来，在相互比照中探讨墓志书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我们的着眼点在于墓志书
本书填补了北朝石刻造像拓片的空白，作者李仁清在20多年的传拓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一种高浮雕传拓技法，弥补了北朝石刻只有文字拓片，没有造像拓片的千年遗憾。为了使这项技艺发扬光大，作者对多年来摸索出的高浮雕传拓经验进行了整理，配以实物拓片编辑成册。 本书展示了一批 北朝石刻 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全面地反映了北朝时期的代表性石刻艺术，对研究北朝石刻的总体面貌十分可贵。
本书是国家“985工程”二期“西安交通大学西部社会文化艺术研究基地”建设项目。中国的碑刻文化既是历史的记忆，又是新时代的标记。唐碑汉刻是中国古代的特殊产物，是时代精神的必然成果，不仅仅只是一些雕花刻字、风吹雨蚀过的石头，而是愈老愈健，风韵胜昔，唐碑汉刻的文化品质就是：古代刻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存在空间和高度的文化权威：石刻的功能在于述德、铭功、纪事、纂言等等，也只有值得记载的事功才有可能铭之于碑刻，碑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和浓缩，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指的就是这些重要价值或重要精神财富的流传和继承。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这些价值，就会失去秩序和规则，失去能够维系的基础。而碑刻就承担这样一种维系的使命。本书用现代哲学、传播学、文学、美学等的理论 模式和思维方法，多时
《汉三老赵宽碑（东汉绝世之初出土精拓本）》又称《三老赵宽碑》，简称《赵宽碑》，始造于东汉灵帝刘宏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末日（公元180年12月17日）。于1942年12月17日在青海省乐都县老鸦城西五华里许的白崖子发现。距今立碑已达1830年。出土时，已自首行“三”字至二十二行“言”字蜿蜒斜裂，裂缝处有7字受损，另有6字亦损，清晰可辨者共681字。一度曾归马步芳所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收归青海省图书馆，1950年该馆失火，碑在底层，遭火焚楼塌压碎，现碑身仅存碗口大一块，残碑现存青海省博物馆。未毁前拓本极少传世。
作为档案学专业出身的高校教育工作者，笔者曾以《瑶族档案及其工作研究》作为博十毕业论文选题，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瑶族文书档案研究》，作为《瑶学丛书》子课题，南民族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有感于瑶族文书档案种类丰富，其中的石刻在反映瑶族丰富多彩的历史和义化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冈此笔者再接再厉，以《瑶族石刻研究》再次获得《瑶学丛书》立项和资助，在瑶族档案研究的道路上继续摸索前行。 本书共九章，章是瑶族石刻概况，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从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反压迫斗争、家族谱系、文化教育、建筑、宗教等七个角度对瑶族石刻进行研究，第九章则是从档案保护和开发的角度进行研究。郑慧撰写了至第五章、第七、八章，蓝巧燕撰写了第六章，陈妹撰写了第九章。在写作过程
本卷所收明清之志，因受科举的影响，书风长时间地框制于馆合之风。此卷虽未能免俗，但不乏名家之作，如姚夔所书《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谧忠肃王公（翱）墓志铭并盖》，马中锡撰文、程敏政篆书《明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公（圮）配封太淑人张氏墓志铭并盖》，石瑶撰、周壁书、刘棨篆的《明故南京户部尚书张公（缙）墓志铭并盖》，以及前已提到的清翁方纲书纪昭墓志，清刘墉书纪睥墓志，清陈万全书纪汝备墓志，纪昀撰文、初彭龄书丹《清交河县岁贡生苏公（兰成）友菊墓志铭并盖》，董诰撰篆、翁方纲书作《清诰封中宪大夫广东粮储道疏斋叶公（迫）墓志铭》，陈宝琛撰书，徐世昌篆额的《清诰（讠受）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襄公（之洞》墓志铭并盖》等等皆是或书名盛于当朝，或即以书家驰名一代，作口叩都有值得
一是反映古代厦门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文物见证。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闽南沿海海商贸易的兴起，厦门面临着倭患和西方殖民势力的骚扰。厦门军民奋勇作战，打败强敌，保卫了家园。现存的《征倭诸将诗壁》、《俞戚诗壁》和三处的《攻剿红夷石刻》，以及这些将领的多处摩崖诗刻，为这些爱国事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类似这一批能够反映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石刻文物，在国内实属首见。 二是反映海峡两岸“五缘”关系的重要见证。郑成功是海峡两岸共同敬仰的历史人物，厦门有为数众多郑成功及其部属的摩崖石刻、碑刻和墓志铭，还有不少后人缅怀这位民族英雄的石刻。此外，清代有关厦台关系的石刻为数甚多，其中典型文物有康熙朝的《澎湖阵亡将士之灵》石刻、乾隆朝反映两岸对渡的《重修五通路亭碑》和石国球等台湾同胞的题刻。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