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是今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摩崖造像的总称。大足石刻现存雕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造像始建于初唐，历经唐末、五代，盛极于两宋，题材以佛教造像为主，兼具道教和儒家造像，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多达75处，是中国石窟艺术后一座丰碑。其中，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这 五山 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存完好而闻名于世，集中体现了大足石刻的基本特色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1999年，因 大足石刻美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水平 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书精选大足石刻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造像179幅，集中体现了大足石刻的艺术、历史、科学等价值，让读者对大足石刻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本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大量第一手的调查资料，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东魏?北齐石窟造像进行类型分析，在类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纪年材料（文献记载、造像题记）对石窟造像进行了年代学研究。通过东魏?北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石窟造像的比较研究，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它们各类特征的来源进行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东魏?北齐石窟造像样式特征所反映的“西方”“南方”以及“中原传统”因素，以及传统历史研究中的“胡化”与“汉化”问题。利用全面搜集的石窟、造像的题材，佛教刻经经目材料，讨论东魏?北齐的佛教信仰，结合供养人的身份，探讨不同身份等级供养人佛教信仰取向的不同，以及背后反映的深层次动因。
《金石录》是宋代赵明诚所著的一部采用录目与跋尾体例写成的金石学专著，由于收录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宏富与考证精当，以致与欧阳修所著的《集古录》齐名，世称“欧赵之学”。清代初年，杭州藏书家冯文昌意外获得一部宋刻本，虽残存十卷，但可算 无仅有的幸运，特意镌刻了“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一方，钤盖在所藏各种书帖之上，引以自豪，一时传为佳话。自是以后，该本经大藏书家鲍廷博、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等递相收藏，书上印章累累，斑斓绚丽； 学者江藩、顾千里、翁方纲、姚元之、洪颐煊、沈涛等先后赏鉴，或题咏，或写跋，金薤琳琅，殊可宝爱。
《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二卷） 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承續*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卷討論青銅器的名稱，青銅器在祭祀、饗宴等禮儀中的使用方法，也詳細論述商代至春秋早期的器形演變，就青銅器紋飾而言，該書僅選取了可以作爲年代判斷標準的紋飾中比較好解釋的幾種，列舉這些紋飾的圖像，對它們加以簡單的說明而已。第二卷則專門討論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紋飾，對它們進行分類，整理對每一種紋飾的研究成果，並搜集相關的拓片和照片，研究青銅器上所見的各種圖像具有什麼特性、青銅器上施加這些紋飾是什麼意思，本書爲後來的青銅器紋飾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套装1-6 共六册）》主要對漢至隋代的碑誌（包括墓碑、墓碣、墓幢、墓闕、塔銘、紀德碑、紀功碑以及墓誌、墓表、墓記）作索引。每一方碑誌索引條目，除簡介外，原則上按照圖版著錄、錄文著錄、碑目题跋著錄、相關研究論文和備考五個部分编撰，以期盡量提供每方碑誌的詳細著錄情況和學術研究前沿。徵引文獻以《石刻史料新编》為大宗，并盡量含括未收入該書的其它古代和近現代金石著作、以及總集、別集和方志中收錄的碑誌。偽刻（含疑偽）碑誌也按照同樣的體例編撰索引，并將 偽刻 疑偽 觀點標註在具體的文獻條目下，以使各家觀點更加醒目。
北大图书馆是国内高校重要的古文献典藏基地，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和支持古文献的收集工作，近十余年，先后拨巨资购集了一万余份石刻拓片新资料，其收集力度，在国内外都是极罕见的，大大弥补了北大藏拓在多方面的不足。这批资料主要部分是解放以来各地出土和发现的碑志新资料，还有百余种书法丛帖。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许多藏品还是风格各异的古代书法佳作。因此，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资料、艺术价值较高的拓本菁华出版十分必要，有利于学界对北大新馆藏的了解利用、便于读者对古代书法精品的欣赏，还可作为我校一种既有北大特色又有文化内涵的馈赠礼品。
摩崖石刻是指镌刻于天然岩石或崖壁上的一类石刻。本书是迄今对北京地区摩崖石刻全面和翔实的一次考察和记录，勾勒出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全貌。北京石刻博文馆组织馆内专业人员在大量翻阅了他人零星编辑的摩崖石刻资料基础上，又用一年多时间实地踏勘了北京地区11区县的深山和浅山区，摸清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的数量和现存状况。全书按区县收录了北京地区1949年及其以前的摩崖石刻70余处410余则，发现一些以往文献未见著录的新材料。书中不仅记录了石刻的地点、环境、尺寸、字径、存字状况，还使用GPS进行了定位，记录了其相对高程。综述部分对历代著录摩崖石刻的文献做了详细梳理，厘清了许多重要问题。书后总结出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之，并编制了按年代排列的索引。
人们喜欢碑刻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对一般读者而言，碑刻背后的故事也许是其感兴趣的。有故事的碑刻也许并无华丽的辞藻，亦无龙飞凤舞的书艺，但由于其背后隐含着动人的故事，同样会引起碑刻爱好者极大的兴趣。 《石刻华夏(共4册)》就是从历代有名的碑刻的解读入手，叙述了碑刻背后的历史故事。
碑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有关于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共收录了河南省境内目前不见集中著录、散存野外的汉唐时期18通碑碣及157方考古发掘出土并散存于各地文物管理单位和私人收藏家的汉唐时期墓志，对碑志铭文进行了精准移录与考释。《河南散存散见及新获汉唐碑志整理研究》还对中原地区唐代墓志的书写体例与装饰特征、入唐高句丽百济移民的社会生活、墓志铭文关于唐代女性问题的反映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黎志添编著的《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上下)(精)》以清阮元主修的道光《广东通志》的广州府地理范围为准，搜集了从宋、明而迄清末（截止到1911年），在广州府属及其十三个县境内的282通与道教庙宇的历史活动有关的碑刻文献。十三个县包括广州府属的南海县、番禺县，以及顺德县、东莞县、从化县、增城县、新会县、香山县、三水县、新宁县、清远县、新安县、花县等。282通碑刻分属上述州县范围内的121座道教庙宇，诸庙所奉神涉及三清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三官大帝（天、地、水三官）、太上老君、北方玄天上帝（又称真武大帝、北帝）、斗姆元君、吕祖纯阳孚佑帝君、天妃娘娘、梓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城隍神、东岳大帝、五显灵官华光大帝、正一教祖张天师、医灵大帝、康公元帅、赵公元帅等。
本书较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载了千佛崖现有石窟的数量、位置、时代、龛形及内容，并随文配有石窟图片。
本卷所收明清之志，因受科举的影响，书风长时间地框制于馆合之风。此卷虽未能免俗，但不乏名家之作，如姚夔所书《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谧忠肃王公（翱）墓志铭并盖》，马中锡撰文、程敏政篆书《明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公（圮）配封太淑人张氏墓志铭并盖》，石瑶撰、周壁书、刘棨篆的《明故南京户部尚书张公（缙）墓志铭并盖》，以及前已提到的清翁方纲书纪昭墓志，清刘墉书纪睥墓志，清陈万全书纪汝备墓志，纪昀撰文、初彭龄书丹《清交河县岁贡生苏公（兰成）友菊墓志铭并盖》，董诰撰篆、翁方纲书作《清诰封中宪大夫广东粮储道疏斋叶公（迫）墓志铭》，陈宝琛撰书，徐世昌篆额的《清诰（讠受）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襄公（之洞》墓志铭并盖》等等皆是或书名盛于当朝，或即以书家驰名一代，作口叩都有值得
桂林地处西南冲要，为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的核心地域，是人文苍萃之区，太守颜延之早有“峨峨郛邑”之咏。桂林由于多山多石，多岩多洞，山水优美，人口集中，且具流动性，文人墨客前踵后继等关系，石刻文献（主要指碑碣和摩崖）极其发达，成为我国石刻文献发展的一个特别集中、成就突出、独具特性的地区，虽然其发展谈不上很早，但却十分充分，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数量上都可以这样说，因此，不时有人会关注到她。
本书是唐代墓志铭录文的总汇。本书除收录前人辑集的铭文拓片处，还录入建国后公开发表的新出土墓志和各地收藏多年的拓片。全部新式标点，书后附人名索引。
《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卷》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凡在《三晋石刻总目》中存目并补充遗漏和新发现的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具体内容包括曲回寺石像冢门额门颊题刻（天宝十载）、灵丘城门额（天顺二年）、月翻寺碑记（嘉靖二十九年）、明故显考李君论母孙氏墓碑（崇祯十三年）、关圣帝君庙重修碑记（道光十四年）、重修禅庵寺碑序（民国2年）、驿马岭阻击战遗址碑（1991年）等。
石佛洞遗址位于耿马县的东南部，遗址距县城约25公里，西距沧源佤族自治县勐省镇2公里，行政区划隶属耿马县四排山乡勐省村。遗址南距中缅国境线约25公里。石佛洞遗址洞口西南方即为沧源县勐省河谷地区，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该地区森林茂密，野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年平均气温18.8℃，雨量充沛。遗址于1996年评审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佛洞系因洞内原有的佛像而得名，当地佤族相传该洞很早以前有替人叫魂的佤族先人居住，先人后来变成了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