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问题就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以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计划生育不断取得成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当中不仅成为重要的节育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和动力。胡桂香编著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把农村妇女置于现代化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一历史语境中，通过口述资料、田野调查与档案、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试图展示计划生育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被女性纳入自身的生活轨迹。同时，本书还试图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同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关联的，并将考察 公 私 领域之间的交融与冲突。

本书总结了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和普惠型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两类政策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际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两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扶贫开发政策和新农保政策为例，实证分析两项政策在基层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归纳了基层计生工作造成的影响。对于两项政策如何协调提出了理论思考和具体衔接思路和机制，并提出新形势下计生家庭优先优待政策应转向注重家庭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新思路。

人是社会的包袱吗？就业难是因为人口太多吗？存在所谓的适度人口标准吗？环境恶化是人口多造成的吗？资源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性别比失衡是因为重男轻女，还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至今。计生部门宣传的很多“道理”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对于人口的观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然而。现实的人口危机早已悄然袭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众多弊端逐渐显现，一些行业的劳动力不足，社会养老未来将不堪重负，“421”家庭生活压力增大，性别比失衡严重……而且，人口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是一个周期很长的“大工程”，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吗？ 《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由何亚福著，本书从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问题入手。 细致地分析了那些听起来有道理的论断是多么荒诞。在结合中国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著作。 作者分专题探讨了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重大事件和主要阶段的历史问题，不仅界定了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等一些重要范畴的科学含义，还揭示了几十年来因为制度不透明而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谜团。譬如，人们一直说“一胎化”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来的，作者则证明它是以陈慕华为首的计划生育部门在1979年实际推行；1980年党中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是刚刚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个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现行的生育政策的一个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政策的妥协和纠正等等

《淑种之求:优生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及其影响》以优生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为主线，勾连起中国近代社会复杂的思想变迁，系统梳理了优生学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总结了这一具有特殊历史、科学和文化意义的学科之传播特点，并系统分析了优生学的传播对近代中国人婚姻、恋爱、生育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彰显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中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中遗传学对社会文化变革的特殊影响，对于人们了解优生学这一学科的基本内涵、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特点、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关系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选材丰富，视点独特。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阅读和研究，还原了关于马寅初与计划生育的历史真相，指出：“计划生育是*在苏联批援建工业项目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的背景下提出的与政府生产计划相联系的一个新概念，马寅初在中南海聆听了*关于政府要建立一个部门和实行计划生育的讲演后，发言表态支持计划生育并写出《新人口论》，而不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实行计划生育。1958年到1960年，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先后两次批判马寅初的论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作为该书的附录之一也受到了批判。所以，并不是马寅初因为主张节制生育遭到了批判，历史上并未发生过党和政府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事件，马寅初受到批判和围攻的过程中也从未发现过康生、陈伯达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