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西汉有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目前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 二十四史 之首,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 前四史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很好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目前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
《资治通鉴》是古典史书中的一部巨著,司马光毕生心血,凝聚成了这样一部浩大却精致的作品。《资治通鉴》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政治史,按年编次,条陈始末。它着重记述朝代的兴衰、宫廷内部派系纷争、政治军事斗争、重要大臣的活动与奏疏、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本书编选时选用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56年版的胡三省音注本。
本书收龙榆生专著三种。《中国韵文史》,是韵文专史,为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 之一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8月出版。《宋词讲义》,应是龙氏执教中央大学时的讲义。《词曲概论》为龙榆生195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所撰讲义。
《徐霞客游记》是一则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著作,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了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做出卓有价值的贡献。此次以乾隆本与过去从未刊刻过的原始抄本为底本,由吴应寿教授校点。
《容斋随笔》是宋人洪迈撰写的一部著名笔记,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笔记中的精髓。 《容斋随笔》是个总名,其收录的内容包括《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个部分,又名《容斋五笔》。 该书为笔记,有轶文辑录,也有史料考证;有掌故荟萃,也有经验总结;有治国行政的宏论,也有养生健身妙道介绍,将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 本书从中选出二百余篇,选取的标准侧重于知识性、借鉴性与可读性。注释力求简明准确。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文字过简与艰涩之处,采用意译,避免由于文字过简直译出现失之衔接的现象,同时防止过多的附加叙述造成脱离原文的倾向,力求通顺流畅。
花中四君 在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成为传统的花鸟画题材,在宋代绵延不绝,之后借力元代文人画的兴盛而发展壮大,至明清时期达到其艺术*。梅兰竹菊虽在明代才成为一个整体,但作为一种雅致而高洁的意象进入人们的审美视域中,被赋予独特的人格,并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却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数千年来合力塑造的结果。在宋元时期,倾慕四君之姿态,歌咏四君之志向逐步成为一种风尚,宋代及其后的元代集体出现诸多具有开创性的兰花专著《金漳兰谱》、梅花专著《范村梅谱》、菊花专著《刘氏菊谱》,以及*部画、谱兼备的《竹谱详录》。这些谱录的出现,强化了梅兰竹菊的 花中君子 形象,进一步丰富了四君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形式。 本书收录梅谱四部:《范村梅谱》、《梅品》、《梅花喜神谱》、《画梅谱》;兰谱三部:《金漳兰
该书系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之力作。 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分析构成隋唐制度的历史因素,上溯汉魏南北朝、提纲挈领地说明中古历史衍化变迁的脉络。
《战国策》为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诸国间政治博弈的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西汉末年,刘向按照国别进行了编订。
《拾经楼紬书录》三卷,叶啓勋撰。《华鄂堂读书小识》四卷,叶啓发撰。二叶书录承其世父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之旨,录所藏书版本、行款、纸张、印记、校跋者姓名、收藏者姓名,天头地脚,卷端纸尾,书衣书根,朱笔墨笔,句读符号;并博考版本,揭橥一书版本之源流、刻印之先后、印本之优劣,并缕析各家著录之是非得失;兼述身世经历,于世道之日非、藏书之散亡、先人之遗泽、世父之亡故、子女之殇逝,随笔附记。本次《拾经楼紬书录》以民国间铅印本为底本整理,《华鄂堂读书小识》以湖南省图书馆藏稿本为底本整理。
作者虽非专业研究者,但长年研读《山海经》。该书把《山海经》解得透彻、明白、彻底,可以算是《山海经》研究的一大突破,是一本人人能够看得懂的《山海经》。该书从中华文明起源开始讲起,认为:炎黄民族融合之前,尚有伏羲、女娲世系、炎帝神农世系领导中华先民们披荆斩棘,走出蛮荒,走向文明。此后,黄帝部族崛起于蒙古高原,通过战争和民族融合进入到我们的民族大家庭中。《山海经》就是以此为时代背景,是对人文之初的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一些史实的象征性描写。该书的体例为原文、注释、白话翻译、解析。
王国维先生书札,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1929年,乡贤陈乃乾先生即影印《观堂遗墨》,首次将王国维书札作为该书下册出版。嗣后因多种原因,王国维研究走入低谷。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王学研究重新走向繁荣。1984年,由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辑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出版,无疑为王学研究增添了极其有价值的史料。以后又有《文献》发表的《王国维未刊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发表的《观堂书札》、《学术集林》卷十一发表的《王国维家书》,以及由王庆祥、萧立文两先生校注的《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等,收集了王国维信札的绝大部分。由于信札为第一手资料,其中体现出来的文献价值,是别的文献所无法代替的。尤其王先生的信札内容丰富,“论学、论时事、论人以及生活琐屑几乎无话不谈”(见罗继祖《跋观堂书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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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系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中古史研究之力作。 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分析构成隋唐制度的历史因素,上溯汉魏南北朝、提纲挈领地说明中古历史衍化变迁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