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傅斯年先生有关中国上古先秦史的研究性论文集，一共收入了五篇代表作：《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篇与篇之间有联系，有系统性，探讨涉及到了中华文化的发端、早期发展、正统传承等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这几篇都是在发表当时 新意，对古史研究有突破性和开创性意义的论述，其中的发现使史学界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有了系统的脉络可循。
王建华著的《散居在祖国内地的蒙古族及后裔》系《中国蒙古族系列丛书》之二。书稿对散居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十几个内地省份的蒙古族及后裔的历史来源、发展变迁、生活现状、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探讨和论述，并附有大量的图片、族谱等史料予以佐证。 本书是蒙古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新成果。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出版价值。
作为两北边陲重镇，高昌王国深居大陆腹地，由壁垒而郡，再发展至国。在吐鲁番这块西域上地上，高昌依据它枢纽般的地理位置，先后历经高吕王同、唐西州和高昌回鹘王国三个历史时期，既有汉族政权统治，也曾被回鹘领导。灵活的外交使高昌在周围西域政权及中原王朝之间游刃有余。尽管她经历了无数的战火，但创造了繁荣发达的商贸经济、琳琅满日的壁画、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特有的高昌乐、葡萄酒等高昌文化。《高昌王国(消失的王国)》带你走进这一片沧桑的土地，翻开尘封的历史，倾听远古的喧嚣，看那栉比如瞵的客栈、摩肩接踵的行人、高旋飞舞的伎乐、香火缭绕的庙宇、血雨腥风的争斗…… 《高昌王国(消失的王国)》的作者是张峰峰、张鹏。
在中国历史上曾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早期历史过去学界研究不多，且因史料阙如，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然而，早期党项史（即在西夏政权正式建立前的党项史）对于中国民族史、隋唐五代史及西夏史、宋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1988年本书作者曾经出版了《唐代党项》一书，获得学界好评。十余年过去了，随着西夏史（包括西夏文献）研究的深入，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不断发现，有必要对《唐代党项》一书进行增补。本书利用新的文物考古资料及西夏学研究成果，增加了五代后至北宋初（1032年）的内容，解决了许多过去早期党项史中的疑难问题，阐发许多个人的新见解，可以说是目前外相关研究中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
抗日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从未远离我们。对于这两场战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它宏大的一面。然而，战争终究是由普通人承担的，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这两场战争中一个很小的截面，即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农民是如何走向战场的，以及他们走向战场之后面临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和挣扎，也可以看到传统、乡村、革命和战争如何在普通人身上交错。
赵曦著的《神圣与亲和(中国羌族释比文化调查研究)》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羌族释比文化的一系列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钱安靖先生“羌族端公三坛说”的理论构架的基础上，将释比经典《德维》中对于释比经典、仪式的白黑黄色彩的观念与仪式结合起来，提出了释比文化白、黑、黄的三维结构。在此结构内，认真梳理了木比塔等十四仑重要概念，其中对“刷勒日”的调查、对“刮巴尔”的分析、对白黑黄三维结构的论述，都很有新意。
鲜卑拓跋部的融入，为汉族僵化的肌体输入了新鲜的血液。鲜卑拓跋部通过改变自己的面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由许许多多像鲜卑拓跋部这样的部族以贡献自己为代价换来的。 鲜卑拓跋部已成为历史，但是，作为它的代表，道武帝、太武帝、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形象将地彪炳于史册。 李凭著的《拓跋百年(从草原到中原)》叙述的是公元398年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在今山西省大同市所建北魏平城政权的发展历程。
《云南简史（新增订本）》讲述远古和先秦时期的云南，云南的原始社会及其解体，远古和先秦时期云南和内地的联系，庄蹁王滇，秦汉时期的云南，秦开“五尺道”和在云南“置吏”，汉武帝设益州郡和东汉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