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七三七—？），唐代长沙人。俗姓钱，字藏真，法名怀素。善书，尤好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得草书笔法三昧。与张旭齐名，称“颠张醉素”。《宣和画谱》评其草书：“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自叙帖》，墨迹纸本，草书。横二八·三厘米，纵七五五厘米。凡一二六行，六九八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历十二年（777），怀素四十一时所书。内容为自叙习书经历，及时贤对其书法的赞评。全篇圆润、遒劲、狂逸，气势磅礴。清人安岐《墨缘汇观》评曰：“大草书，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乎毫端，有不可形容之势。”
中国书法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书法，自汉至晋，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已然发展到了精醇美好的顶巅，无论手迹或是石刻，都令人爱不释手。 书法的演变发展和兴衰更替、书写主题的变化及书法家的风格特点和文脉传承、帝王喜好风尚及当时社会思想形态对书法都产生各方面的影响，本书从书法艺术不同阶段的概述、代表书法家的作品介绍、解析，向读者展开了一条历史脉络清晰的书法艺术发展的详细介绍，便于读者轻松鸟瞰浩瀚的中国书法史。 其中，书法的不同形式，涉及甲骨文、碑贴、书法、书画题跋等，通过图解形式，配以精准的阐释，解读百余幅的书法史经典，图文资料独到经典，简约深刻，论述通俗而专业，适合读者轻松入手，亦可细品深读，深切感受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
《峄山碑》又称《峄山刻石》，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三年，巡游天下，登上了山东邹县的峄山。峄山因在孔孟故里，《尚书》《诗经》中多有记载，是一座文化名山。丞相李斯受命立石纪功，即《峄山碑》。《峄山碑》命途多舛。先是北魏皇帝拓跋焘因尊孔对秦始皇不满，命人将碑推到。然后是乡人不堪于迎送络绎不绝的拓碑者，将柴火聚于碑下，烧热石碑，泼以凉水。唐开元以前，碑石已然不存，仅有拓本传世。南唐徐铉精于小篆，摹有李斯《峄山碑》。北宋淳化四年（993），弟子郑文宝将徐铉摹本刊刻于长安，世称“长安本”。历代习小篆者，莫不尊从李斯，因此小篆又称“斯篆”。唐代李阳冰即以“李斯之后千古一人”见称。徐铉所摹《峄山碑》，尽管已然是“玉箸篆”风格，仍能体现李斯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
欧阳通（？—691），字通师，因曾官任兰台令，亦称“兰台”或“欧阳兰台”，欧阳询第四子，为欧阳询少夫人徐氏所生。欧阳通幼年丧父，徐氏教学父书，怕他学不专心，便常给钱让他收买父亲的手笔。他把收买来的父书视为珍宝，朝夕临摹，书法大进。时人称其父子书法为“大小欧阳体”。与父书相比，欧阳通更加瘦劲、险绝峻峭，锋芒毕露，少温润、平正之趣；且有更明显的隶书笔意。欧阳通的书法虽逊于其父，但从临习欧阳通入手，不失为学习欧体的一条捷径，正如清代书法家何焯所言：“率更帖不易致，由兰台以入门，亦庶乎其不远矣。”欧阳通传世碑刻仅存《道因法师碑》与《泉男生墓志》。《道因法师碑》，全称《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李俨撰，唐高宗龙朔三年（六六三）建。碑高三百二十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三十四
《黄州寒食诗帖》，纸本，行书，苏轼自录五言诗二首，凡十七行，二百零七字，三十三点五厘米，横一百一十八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元丰二年（一〇七九），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寒食节，苏轼作《寒食诗》二首，表现生活环境的恶劣及对前途的迷茫。该帖是苏轼“尚意”书风代表作，书写节奏随着情感的发展而发展，字体大小、书写速度等跌宕变化，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后人以此帖与《兰亭序》、《祭侄文稿》并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前赤壁赋卷》，纸本，行楷书。纵二十三点九厘米，横二百五十八厘米。字共六十六行，前五行三十六字已缺，由明代文徵明补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卷书于元丰六年（一〇八三），结字宽博，而内涵筋骨，明代董其昌评曰：“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
《张黑女墓志》，即《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清时因避康熙帝玄烨名讳，称《张黑女墓志》，遂沿用至今。此碑刻于北魏普泰元年（五三一）十月，楷书，二十行，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出土地不详，据志文“葬于蒲坂城”，当出于今山西永济境内。原石已亡佚，仅存宋拓剪裱孤本传世，现藏上海博物馆。碑文记述了张玄先祖的名讳和功业，以及张玄的出仕情况，颂扬其品行。 《张黑女墓志》笔势刚柔相济，遒劲生动，结体方扁，质朴宽绰，整体呈现出一种典雅隽秀，意态纵横的美感，为何绍基、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称道。何绍基评曰：“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张黑女墓志》有峻利之风，圆畅之韵，舒朗之气，静谧之神，可谓无所不备，是临习楷书的上佳范本。
本书是依据“说文部首”而编的简明汉印字典，可供篆刻爱好者在初学汉印时查阅、临习。既是字典，也是字帖。《说文解字》是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是以小篆为研究对象的，由东汉许慎整理完成。许慎把汉字按字义分类归纳成540部，每部选一个字统领各目大义类，这一字即为“部首”。这540个部首是组成汉字的基本部件，是构成汉字的字根。自许慎创建以来，一直是研究、学习汉字的入门推荐。本书以“说文部首”541字为内容在众多金文中选取该字为“本字”，配以“今字”“注音”“释义”及“本字变体”“从此部诸字”等元素，供欲学金文篆法者入门使用。
唐代书法以楷书成就优选。初唐四家中，又以褚遂良影响最为深广。刘熙载评：“褚河南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王澍说：“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书法目前受褚遂良影响的书家不胜枚举，从唐代的薛稷、张旭、颜真卿到宋代的米芾，乃至现代的沈尹默，褚体字给予历代书家的泽溉延绵不绝。学习书法以墨本为上，《大字阴符经》和《倪宽赞》作为珍贵的褚字墨迹本，历来受到学书者青睐。尽管在是否为褚遂良所书尚有疑议，从这两件墨迹入手褚书，却不失为一条捷径。《阴符经》，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据卷后题跋可知，此卷为五代后梁内府所藏。清末归叶恭绰，传于叶公超，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倪宽赞》，纸本楷书，纵24.6厘米，宽170.1厘米，50行，共340字。题为褚遂良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王偁评《倪宽赞》“正与《兰亭》、
《书谱》，纸本墨迹、小草长卷，书写于唐垂拱三年（687），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卷首题曰“《书谱》卷上”，文中亦称“撰为六篇，分成两卷”，宋《宣和书谱》亦有记载唐孙过庭：“今御府所藏草书三：《书谱序》上下二，《千文》。”究竟该卷《书谱》仅是上卷，还是在流传中经割裱、合装后的上下卷全部？或者本来就是孙过庭未写完的残稿？今已无从考证。不过，从现有的文字来看，其内容完整，论述精辟，堪称古代书论之经典。该卷草书用笔遒劲、笔法精熟，墨色变化妙趣横生，结体优美，不失法度，通篇起承转合和谐完美，更是后世草书取法之典范。
《行书千字文》纸本墨迹，纵二十五点五厘米，横三百零四点八厘米，首尾百余行，前后千余字。无款，帖后存北宋王诜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帖流传有序，一般认为是欧阳询所书。观其笔势挺拔，转折自如，结体端庄秀劲，疏密适度，可谓风骨清峻，出神入妙。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初唐四大书家之首。所创“欧体”楷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影响深远。楷书之外，唐张怀瓘《书断》称其“八体尽能”，“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欧阳询的行书与欧体楷书有着相似的美学特质，于二王之外别开生面，可为临习真行二体的读者做参照。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又学习张芝草书，少年时即有盛名。后官至吴兴太守、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父子齐名，并称“二王”。二人书法之异同，历来各有分说：南朝宋羊欣认为王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唐张怀瓘则认为“子为神骏，父得灵和”。总之，王献之的书法不拘古法，婉转多姿，散朗劲健，更具时代性。他的草书字势连绵，往往一笔数字，圆健恣肆，称为“一笔书”。本书收录王献之尺牍作品二十通，其中尺牍墨迹六通，分别为《廿九日帖》《鸭头丸帖》《中秋帖》《送梨帖》《地黄汤帖》《东山松帖》。《鸭头丸帖》，纵26.1厘米，横26.9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中秋帖》，纵27厘米，横11.9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送梨帖》，2行，包括所缺“送”字共11字，曾入清内府，
《书谱》，纸本，草书，书于垂拱三年（六八七）。共三百五十一行，三千五百余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谱》历来被论者誉为“词翰双绝”，是书法目前绕不开的书学论著和草书杰作。《书谱》确切的名称应为《书谱序》。从篇末“今撰为六篇，分为两卷”的表述可知，这只是一篇序言，正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然而这样一篇序言却在艺术主张、学书步骤、书体功用、基本技法、创作学习、道德修养等诸多方面皆提出了独到见解。孙过庭，名虔礼，以字行。官至率府录事。天授元年（六九〇）暴卒于洛阳，时年约四十四岁。孙过庭作为一个天才型的理论家和书法家，一千多年来极受推崇。如唐张怀瓘称其“工于用笔”，“有天才”。米芾《书史》认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总之，《书谱》继承了“二王”，在用笔上传承了晋法，因为是墨迹本
《九成宫醴泉铭》系列图书是河南美术出版社在新时期将书法与新媒体结合的全新尝试。《九成宫醴泉铭》（李祺本·姚孟起临本·邓散木临本·杨华临本）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将两本书合二为一，在附加视频的基础上，还会在每一页上面附上释文和欧楷的知识性内容。该书还附加了宋拓李祺本和姚孟起临本的整幅拓片印刷品。更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与 知识性。
王献之（三四四—三八八），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少负盛名，累官州主簿、长史、吴兴太守、中书令。人称“大令”。其书与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洛神赋十三行》为王献之所书小楷《洛神赋》中一节，自“嬉”字始至“飞”字止共二百五十余字，十三行，故称。《洛神赋》真迹原写于麻笺，流传至唐代已经散佚，只存十三行。柳公权有硬黄纸临本，有刻本流传。而原迹九行为宋高宗所得，贾似道复得四行，因将此十三行刻石存于“半闲堂”。此石于明万历年间出土于西湖葛岭。因石呈深暗色，被誉为“碧玉”。石纵二九厘米，横二六厘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本书所刊为贾似道刻碧玉本。第九行“衡”字双人旁似有小钩。此帖笔致灵动，体势秀逸，沉着流美，被誉为“小楷之极则”，历来为书家所重，是临习小楷的经典范本。
本册所选为智永《真草千字文》真书（即楷书）。智永和尚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是声名卓著的书法家。《真草千字文》的楷书法度谨严，笔力遒劲，笔画清晰又富有虚实变化，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在体法上具备一定的范本地位。
《中国书法篆刻创作蓝本.碑额题记》由张韬,白立献编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宗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官集贤直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卒赠魏国公，谥文敏。元代书画大家。真、行、草、隶、篆无不精绝，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代虞集认为：“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赵孟頫临圣教序，所见三种均为印本，一种末款为“大德六年四月十七日为栖鹫老人书，子昂”，一种为“延祐五年九月吴兴赵孟頫临”，一种为张逸希藏本，落款为“皇庆二年三月廿五日临于车桥寓舍，子昂”。本书所刊为张逸希藏本，是否为真迹尚有争议，但从这一墨迹本中能一窥《集王圣教序》的临习笔法，对于字的学书者颇有裨益。
王羲之，字逸少，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簪缨大族，初为秘书郎，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永和中退居不仕。王羲之幼时曾向叔父王廙及表姑卫铄学书。及长，草书学张芝，楷书学钟繇，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为一种妍美流利的新书风。诸体皆能，尤擅楷书、行草书。南朝萧衍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后世尊为“书圣”。唐高宗咸亨三年（六七七）都城诸僧为弘扬佛法，委托怀仁和尚，依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圣教序，高宗李治所作圣教序，出示内府所藏真迹，摹集王羲之行书，勾摹上石，费时十余载，始克成事，于是逸少真迹，咸萃其中，评者以为“天衣无缝，胜于自运”，且勒石、镌刻皆当时高手，故此册成为历代书家学字的很好范
鸟虫篆是一种篆体，又称“鸟虫书”，因其笔画屈曲如虫，画首多饰以鸟状而得名。汉代私印中相当一部分以鸟虫篆铸刻。明末以降，印学昌盛，印人如云，又多承秦汉之法，以鸟虫篆入印。当今，印学得以普及光大，制印者对鸟虫篆十分青睐。为便于书画家、篆刻家和书法篆刻爱好者查找鸟虫篆，作者参照已出版的相关资料，选编了《常用鸟虫篆书法字典》。
近年来，书法图书市场上的古诗集字类读物大多止步于简单的集字呈现，有的又编排得十分复杂，没有考虑到目标读者的实际需求，集字水平也参差不齐。鄢建强编著的《集颜真卿书好诗(多宝塔碑)》以古代名碑为依托，精选古代名家名诗若干篇，然后将原碑拓字集成有趣的古诗书法读物。同时，书中还编排有古诗诗意、书法常用款式及集字创作方法，供目标读者创作所需。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又称《百石卒史碑》、《孔龢碑》。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刻。原石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内，现存。与《史晨碑》、《礼器碑》合称为“孔庙三碑”。碑高一九八厘米，宽九一·五米。凡十八行，行四十字。此碑结体方整，骨肉停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作品，历来被视为学习隶书的经典范本。明代赵崡评曰：“其叙事简古，隶法遒逸，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人孙承泽赞曰：“文既尔雅简质，书复高古超逸，汉室中之很不易得者。”
孙过庭，名虔礼，字过庭，唐代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作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或富阳（今属浙江）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工文辞，擅草书，师法二王，宋代米芾以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书谱》，又称《书谱序》、《运笔论》，孙过庭撰并书于垂拱三年（687），历来被誉为“词翰双绝”：既是唐代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也是后人学习草书之优选范本。本书所刊纸本墨迹，为《书谱》卷上，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三百五十一行，三千五百余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