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恭公温彦博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简称《虞恭公碑》。为唐贞观十一年（637）十月立，今碑在陕西礼泉县九嵏山。碑正书，碑高一文一尺零五分，宽四尺三寸，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额篆书四行十六字。此碑为陕西礼泉唐太宗昭陵陪葬碑之一。岑文本撰文，详细介绍了碑主温彦博的生平。此碑文字剥落已甚，传世墨本中明前拓本“历”字未损。两千七百余字的《虞恭公碑》现行版本中少则只能见到四百余字（历博宋拓本），多则也不过能见八百余字（嘉庆内府本）。前者黑墨精拓，前有汪瀚云等题签，后有陈镛等题跋以及“公彦珍秘”等钤印八方；后者系毕沅灵岩山馆旧藏，后有王澍、翁方纲、王文治等跋。今选用嘉庆内府本。

《道因法师碑》是欧阳通的代表佳作。书体严谨。笔力遵健，风范不凡，为欧阳通之代表作。

《史辰前后碑》，位于山东曲阜孔庙，因是并刻一石的两碑，故名。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又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586)。碑首半圆形，高八十二厘米，宽一百零九厘米，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身高一百七十一厘米，宽九十点五厘米。楷书阴文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阴及右侧刻恒州诸县官吏及僧官的题名。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未署书丹人姓名。 但也有撰、书均为张公礼之说。宋拓“张公礼”三字未损。此为清拓本。 龙藏寺，坐落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是我国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历史较早的佛教寺庙建筑群。龙藏寺创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唐代更名龙兴寺。宋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赵匡胤敕命大兴土木，进行扩建，奠定了现存隆兴寺的布局和规模。清康熙年间再次大规模维修，并定名为隆兴寺，俗称大佛寺。 《龙藏

本书是东汉桓延熹七年(164)立于今河北元氏县王村山下等。

《华山庙碑》全称《西岳华山庙碑》。东汉延熹八年(165)立，隶书。碑高七尺一寸，广三尺六寸。共二十二行，每行三十七字。 华山为五岳的西岳，华山以北七公里处的西岳庙是古时祭祀华山神的庙宇，系汉武帝时所建，名集灵官，东汉桓帝时改称西岳庙。庙内保存有很多历代碑石，其中为著名的是当时所立的《华山庙碑》，内容记述了周至汉间历代统治者祭山修庙、祈天降雨等内容。《隶释》曰：“威宗延熹四年(161)，袁逢守弘农郡，以华岳旧碑文字磨灭，遂案经传载原本，勒斯石以垂后。”此碑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大地震中仆倒，旋为无知复建者捣碎衬砌庙基。今存庙中者为后人钱甫实重刻。或谓碑嘉靖中犹在，一县令修西岳庙石门，碎之为砌石。碑额两旁有唐李商隐、张嗣庆、崔瑁、李德裕等人题名。 《西岳华山庙碑》之末，因有“遣书

《石鼓文》也称《猎碣》《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是我国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每个高约一百厘米，径约六十厘米。其书传为史籀手笔。《石鼓文》的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迪、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刻。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属陕西凤翔)，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

《信行禅师碑》，又名《随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越王李贞撰，薛稷书。唐神龙二年(706)八月立。石已久佚。现仅存清何绍基藏宋拓孤本传世。剪裱本，册尾残损，正文共二十五开，另有跋一开半。正文一百二十五行，每半开五行，行七字。此册原为南宋贾似道所藏，册后有王铎、何绍基、吴荣光等人题记。此本现已流入日本，为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所藏，仅一千七百余字。碑文内容记述隋代名臣信行禅师之兴佛教事迹。 薛稷(649～713)，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西)人，字嗣通。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显达，武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709)，任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二人结成儿女亲家，过从甚密。景云元年(710)，李旦甫登帝位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又称《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音贺汝)，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张黑女墓志》。此志简单介绍了南阳太守张玄(462～493)及其祖辈、配偶的生平，后附赞词。原碑刻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十月，正书，二十行，行二十字。根据志中记载的“葬于蒲坂城”五字考证，原碑应在现陕西省永济县境内。原石久佚不存。清道光五年(1825)何绍基得旧拓本于山东济南历下书市，乃著世至今，拓本共十二页，每页四行，满行八字。出土地不详。目前传世只此一孤本。此本有清初王玙、鲁珍跋，后又有包世臣、陈介祺及何绍基自跋，后归无锡秦文锦，今藏上海博物馆。 北朝书法成就主要反映在碑刻上。北碑主要有四类：造像记、碑碣、摩崖、墓志铭。其中又以造像记、墓志铭为多。近百年来陆续出

《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正光三年(522)正月立，碑文记述张猛龙生平及办教育的事迹。无书写者姓名。碑高八尺四寸，宽三尺七寸。碑阳二十六行，每行四十六字，后四行为题名及年月。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碑阴十二列。碑额正书三行十二字。额正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三行十二字。此碑宋人已经发现，到了清代，经过包世臣等人的褒扬推许，名声大显，愈益受到书法家的推崇。 《金石录》、 《潜石匠堂金石文跋尾》、 《山左金石志》、 《金石萃编》等书著录。 《张猛龙碑》以第十行“冬温夏清”四字未泐本为佳拓。现存明初拓本称“时字三横本”，明代稍晚时拓本称“盖、魏不连本”。石碑现仍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庙内。 张猛龙，字神冏，南阳白水人。北魏孝明帝熙平年间，任魏鲁郡太守。他在任内， “治民以礼，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立于皇宫禁地，碑石大小不明，崔铉撰文，柳公权书。是年，柳公权六十六岁。“左神策军”是唐天子精锐的部队之一，由拥立武宗有功的宦官仇士良指挥。武宗驾临“左神策军”军营时，仇士良借机奏请立此碑以纪圣德，武宗应允。因柳公权当时为左散骑常侍，又是当朝一流书家，故皇上命其书写。因是奉旨书写，故柳公权的书写特别郑重，竭尽全力，所书之字端庄森严，较之早两年书写的《玄秘塔碑》更为苍劲精练。因原碑藏于禁宫，故捶拓较少，且原石早已毁灭，世仅存北宋所拓孤本。

本书书体风格宽绰圆润、古朴厚重，外紧内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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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选为王羲之《兰亭序》。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原籍琅邪（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 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未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王有“书圣”美誉。 他的楷书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行草书被世人尊为“草之圣”。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其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

《灵飞经》又名《六甲灵飞经》，清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右下笔潭》中称其：“如新莺歌白啭之声”，杨守敬评：“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灵飞经》的章法为纵有行，横无列。由于整篇字的大小、长短、参差错落，疏密有致，变化自然，且整篇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顾盼照应，通篇字浑然一体，虽为楷书，却有行书的流畅与飘逸之气韵，变化多端，妙趣横生。《灵飞经》以其秀媚舒展，沉着遵正，风姿不凡的艺术特色为历代书家所钟爱。明董其昌说：“赵文敏一生学钟绍京终十得三、四耳”。近代大书家启功先生的书法也受益于《灵飞经》。可见《灵飞经》有着超凡脱俗的艺术感染力。现据启功先生所藏《渤海藏真帖》初拓本影印出版，供广大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

本书所选为王羲之《兰亭序》。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原籍琅邪（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 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未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王有“书圣”美誉。 他的楷书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行草书被世人尊为“草之圣”。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其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