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国际水法的案例为研究对象，对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法院以及临时仲裁机构审理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水法案例进行述评。 以国际司法仲裁实践对国际水法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为标准，选取了如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常设国际法院的1927年 多瑙河委员会管辖权咨询意见案 、1937年 荷兰/比利时默兹河取水案 ；国际法院的1997年 匈牙利/斯洛伐克项目案 、2009年 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航行权及相关权利案 、2010年 阿根廷/乌拉圭纸浆厂案 、2015年 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案 ；常设仲裁法院的2000年 荷兰/法国莱茵河仲裁案 、2013年 巴基斯坦/印度基申甘加水坝仲裁案 ；其他仲裁机构的1957年 西班牙/法国拉努湖仲裁案 。

本书分为国际环境法编、比较环境法编、环境法相关学科编、应用成果编与文献资料编五大部分，共收录中外专家学者论文25篇、文献资料2篇。这些论文和文献资料反映了当前国际环境和比较环境法研究的前沿动态，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从制度实践上看，气候治理大致经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前的 碎片化 时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至《京都议定书》生效前的 旧全球化 时期、《京都议定书》生效至《巴黎协定》生效前的 半全球化 时期和《巴黎协定》生效至今的 全球化 时期四个阶段。但近年来，气候治理的多边体制遭到破坏，气候治理的 逆全球化 态势开始显现。 为了变气候治理的 逆全球化 为 新全球化 ，国际法可从四个方面予以推进：一是汲取全球生态民主规则的 权力共享 诉求，一方面强化 决议 等 软法 的效力，另一方面在条约中补充、完善相关民主制度，促使气候治理的引领格局更加多元化；二是优化条约单方退出的机制设计，通过引入缔约方会议表决、强调缔约方的国内民意基础、加大未履行完毕的国际法义务等途径，确立以集体利益为优先的

本书收录了国际环境法领域的有关条约、公约或文件(中英文对照)共21篇，内容涉及国际环境法的一般规定、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荒漠化、危险物质的管理等多个方面。从文件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上归类，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目前国际环境法领域主要的公约，这部分公约均已生效，并在处理国际环境法律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二是国际环境法领域里程碑式的代表性文件，如《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这部分文件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软法的性质；三是国际环境法领域新出台的一些文件，如《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条款草案》、《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

本书分为国际环境法编、比较环境法编、环境法相关学科编、应用成果编与文献资料编五大部分，共收录中外专家学者论文25篇、文献资料2篇。这些论文和文献资料反映了当前国际环境和比较环境法研究的前沿动态，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从环境问题进入国际社会关注视野的最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这些差异也表现在气候变化国际法中，体现为有关其结构、性质、发展等诸多方面的争论，主要且集中体现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中各个国家谁应承担义务、采取怎样的措施和方式来承担义务。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规则、制度及基本原则在联合国主持的一系列会议的大量决议中得到确立。虽然发展权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许多变化、波折和挑战，但是国际社会对发展权规则、制度及原则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国际法律文件也逐步生效，包含了具体的内容，并产生了法律约束力，成功地实现了从“应有法”向“实在法”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环境会议，国际社会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被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有关

我国重视并深度参与公海保护区相关事务，对公海保护区问题的全面研究成为了我国当前国际海洋工作的重点。目前并没有规制公海保护区的法律框架，本书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制度设计以供参考。

本书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国家核安全保障的法律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全文按总、分结构，从内涵的分析和到外延的展示，勾画出国家核安全保障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本轮廓，分析了核安全保障国际法与中国核安全法律体系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提出国际法视野下中国核安全法律的完善思路。

编者在本书的国别报告中也指出刑法如何作为矫正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工具。当然，也应该认识到刑法是在其他法律工具，例如责任条款和行政法之外发挥着作用。此外，本书的很多方面也表明，只有在行政机制相对健全的情况下，刑事法律才能发挥其保护作用，这种机制应包括详细的条款和条例规定企业需要遵循的具体规范和标准。在不遵守规范的案件中，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 本书中各国的报告表明各国刑法的适用机制有所不同，一些国家采纳了法人的刑事责任规定，然而另一些国家并不认可；并且各国在执行结构和惩罚手段上也有所不同。一些国家更多依赖行政执法，而另一些国家更多运用刑法手段。中国也许可以从这些不同的体制中有所收获并探寻*中国国情的模式。 如果说本书的报告中提及一个共同存在的威胁，毫无疑问，那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