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历史学研究什么？历史和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历史学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学的未来何在？ 本书围绕 历史学为什么重要 这一主题，探讨了历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适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关注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生动的案例分析，探讨了一系列历史认识论问题：史学编撰中的叙事、客观性、记忆问题，史学写作的任务，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如何避免史学谬误等等，是作者对于历史知识的局限及条件的理论思考。作者对从希罗多德以降，至当代史学大师的历史认识论实践加以反思，对史学入门者及历史从业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是一部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经典著作，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道路，以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为切入点，勾勒出明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层层制衡的庞大国家机器。通过明代权力结构初创、定型、调整、再定型的全过程，展现明代国家权力结构演变的双轨制轨迹，展示中国历代国家权力“内廷机构外廷化、中央机构地方化、监察机构行政化”的普遍规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君主制度的本质特征。

《当代西方史学入门》是一部精炼可读的当代西方史学入门读物，重点介绍了当代西方，特别是20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的变化，讨论了当代史学关心的七个重要问题，即：历史学中的时间、材料与考证、研究尺度与范畴、历史与书写、历史与记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作者力图在探讨历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考察历史的观念、历史学家的实践和工作方式的演变，勾勒出一幅当代西方史学的素描图。《当代西方史学入门》将帮助读者了解西方史学的新进展，尤其是当代史学革新的重要发源地 法语学界的史学革新。

《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录了田余庆先生在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如《说张楚》、《论轮台诏》等，一般写在1979-1989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即《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与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最后两篇文章，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消除“代沟”，共同前进》，则是为了保存转折时期思想的一点陈迹，纪念上世纪那个“活泼泼”的八十年代，而收录进来。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的研究成果之一，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概述了欧洲联合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欧洲史写作；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史学发展的新动向，综述了各国史学研究新成果，包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史学理论、发掘新的研究视角。本书有助于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概况，进而借鉴其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助力国内史学研究推陈出新。

《甲申前夜·大晦》以明末为历史背景，以松锦战役中浮海逃回的辽东明军下级军官刘破虏在崇祯十六年冬天的一系列诡异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在明王朝行将就木的最后时光里，官员、军人、百姓在大灾、大疫、大战中的人生百态和命运浮沉。

本书主要介绍了武昌历史上的著名老建筑以及老建筑里发生的故事，分为辛亥遗址、红色遗址、公共建筑、学校建筑、宅邸民居、工业建筑和宗教建筑等七类，通过历史、形态与文化考察的方式，尝试性地对武昌近代城市历史中的政治、工商业、文化教育、金融经济、行业设计与市井生活进行梳理与总结。

本书以时间为序，采取左为中国大事年表、右为外国大事年表的体例对比编排中外历史发展进程，直观形象，有助于读者：（1）了解和掌握在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中外史事，特别是利于学生对比记忆来易于记住；（2）在同时段发展的对比中，发现中国文明何时领先于世界文明，何时落后于其他文明，深思民族发展的命运。

本书初版于1968年，后多次被河出书房、岩波书店、中央公论新社等日本知名出版社重印、再版，2018年中央公论新社又出版了增加了自跋的新版。在本书中，作者用生动、通俗的笔法再现了中国从东汉、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到隋唐帝国的历史进程，还原了残酷动荡、悲怆凄凉的中世。本书是宫崎市定“景气变动史观”的代表之作，书中反复论述了景气史观的本质和世界史的体系。

为何一场基于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良好愿望的宏大改革 终走到了初衷的反面？ 为何在变法者眼中本为 “利民”的政策却一步步地蜕变为 “害民”的恶政？ 为何一位清廉高洁、富有才智的治国能臣会在后世士大夫的口中成为北宋败亡的“罪魁祸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如何重新认识王安石变法？作者以小说家的生动笔法，全景式地展现了这场深入到 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阶层和群体的历史变革的宏伟画卷和曲折命运； 围绕“为什么好政策变成了办坏事”这一核心问题，运用美国社会学家默顿“非预期结果”这一现代社会学理论和综合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变法涉及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问题，探究变法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及其反馈，解读变法政策失效的原因及后果。

《一士类稿》是著名掌故大家徐一士的文史掌故著作，记述了晚清时期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标格奇异的学者王闽运、李慈铭与章太炎，文武两途的左宗棠与梁启超，在中央或地方掌控实权的大吏或武人陈夔龙、段祺瑞、徐树铮与孙传芳，清季红顶商人胡雪岩，等等。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

修昔底德所展现的政治生活是严峻的人性难题，由此，修昔底德区别于他之前的史诗诗人和编年史家。面对修昔底德的世界，人们不免想从其时代的智识思想中寻求解答。《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作者欧文自始至终立足于修昔底德《战争志》自身，寻觅人的言辞和事行中潜藏着的政治伦理变化和轨迹。向人们贡献了一种进入修昔底德笔下政治事务和人性图景的可能路径。

《技击余闻》是林琴南的笔记体作品，书中所记大都是闽中拳师的轶闻琐事。林琴南自幼娴习拳击剑术，精于此道，所以写得颇有神采。此书面世后，引领了民国初年“技击”系列作品的写作风潮，有多人为其作补或续。钱基博所作《技击余闻补》，于1914年在《小说月报》连载，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种。有研究认为，“技击”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积极回应，其对侠的着力描写，反映了时代的心声。本次出版，把两种小书放在一起，既有可读性，又能窥见清末民初爱国、尚武风潮之一斑。

自从《新青年》杂志创办以来，同人办刊成为中国现代期刊史的一个重要现象。本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创办的各类刊物（《晨报副刊·诗镌》《晨报副刊·剧刊》《新月》《诗刊》）和40年代影响巨大的《观察》周刊为例，既依据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考察刊物创办的缘由、资金来源、财务状况、栏目设置和运作情况，也关注刊物周围的主要撰稿人和读者群体，由此深入探索中国现代同人期刊办刊模式和聚散离合的原因，揭示中国现代同人期刊的传统及其传承规律，了解现代同人期刊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期刊编辑出版的贡献。

本书旨在秉承大文学史的观念，拓宽文学的视野，充分挖掘与文学有关的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的文化资源，尝试解决文学史的问题。书稿分别讨论了孙吴经学源流与诗歌状态、孙吴乐府文化、孙吴的史学发展与史家文学、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从而全面、深入地描述三国时期孙吴的经学、史学、文学、音乐等的面貌和发展，探讨了本土化进程中的世族文学文化发展状况，系统阐释了孙吴文化成就及其在三国中的独特性。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本书在对20多所日本图书收藏机构进行筛查的基础上，选择中国古地图收藏最为集中的神户市立博物馆、京都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海野文库、东北大学、明治大学芦田文库和横滨市立大学鲇泽文库6处收藏地的中国古地图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全书按古地图图面内容分为5大主题，详细介绍了古地图的基本信息，包括图名、载体形态、尺寸、绘制出版信息、收藏编号等；同时选出国内稀见、学术价值突出的进行深入研究。 在内容上，本书涉及日本收藏古地图600余幅，其中高清展示40余幅，很多地图为国内首次披露。根据“左图右史”的传统阅读习惯，一图一说，图文并茂，内容权威，可读性强；在形式上，本书为正度八开开本，并采用拉页、折页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古地图细节，内文采用120克超感纸，还原古地图阅读质感，装帧设计精美，极具典藏价值。

辉格式的历史又称为“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术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首先创用的，它指的是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历史的辉格解释》1931年出版。作者指出，本书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作者认为，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

本书围绕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通过“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深入探讨，将道光、咸丰至民国初年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贡献一条新的解释线索。在此基础上，突出南北关系，并尝试突破内外轻重、督抚专政的争议，提出“有重心的同治”格局，用以理解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史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放弃传统年鉴学派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不再支持总体史学，他们收编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注意力转向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上，如巫师、离经叛道者等边缘人，到了80年代更转向了视个人为研究主体，以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为研究主题的新文化史。《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便是这次史学“文化转向”所影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