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的研究成果之一，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概述了欧洲联合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欧洲史写作；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史学发展的新动向，综述了各国史学研究新成果，包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史学理论、发掘新的研究视角。本书有助于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概况，进而借鉴其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助力国内史学研究推陈出新。
《两宋烽烟录：第四卷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精》 本书是《两宋烽烟录》系列的第四卷。自1234年宋蒙联军攻灭金朝，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败亡，宋、蒙（元）之间的战事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本书以宋蒙（元）之和战为主线，旁及蒙古崛起、西夏灭亡、蒙古西征、宋蒙联盟灭金、蒙古汗位争夺等支线，全景式展现了十三世纪两大政权的军事对抗与政治博弈，既是对传统宋元战争叙事的深化与拓展，也是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
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个不同的人类物种，但 只剩下1个，就是我们智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其他人类物种都消失了?我们智人又将会怎样?以色列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开创性地将历史和科学结合起来，讲述了从宇宙大 至今智人历史的完整故事。尤瓦尔·赫拉利教授认为，在智人从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到地球主宰者的漫长演化 ，发生了三次关键性的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认知革命让智人拥有了创造想象秩序和虚构故事的能力， 其他物种；农业革命让智人从狩猎-采集生活走向定居生活，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科学革命让智人成为神一样的“造物主”，获得整个地球的统治地位。 尤瓦尔·赫拉利教授还提示我们向前看，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开始违背自然选择的法则，而自然选择的法则在过去的40亿年里都一直
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作为考察的中心点，我们对中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呢？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中，贺萧(Gail Hershatter)探索了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等革命年间的生活变迁史。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史的叙述和富有洞见的分析，贺萧向我们展示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既带有地方性又具有个人色彩，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事、家务、政治行为、婚姻、分娩、育儿，甚至是她们的德行观。这些妇女从当下的制高点叙述自己的过去，她们强调了自己固有的美德、重要的功绩和深藏于心底的怨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以及当下，她们的记忆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社会性别作为一条权力、差异和集体轴线的故事？通过展现这些记忆，贺萧有力地检视了社
《前浪后浪》，飞越百年，在上一部《脉动中国》兄弟书的历史延长线上，重新出发，继续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关注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人那里，找到最初的基因。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和四个内部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本书结合气候、地理、环境变化、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知识，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特别是作为游牧和游牧经济发展的首要工具——马的驯养、马车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结合众多资料确定了游牧经济的起源地，游牧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情况，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群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迁徙、商品的运输和贸易情况，中亚东西部和欧亚草原人群的相互关系。《BR》
本书采用新文化史的方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近代中国人物，包括孙中山、胡适、鲁迅、梁启超、蒋介石等五人。他们受着病痛之苦，都曾经表达对传统中医文化的各种看法。书中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医疗观点进行深入剖析，深入浅出地以中医文化为角度切入，诠释中国文化转型之困境，当大部份传统的科技事物、思想都被批判，甚至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但中医药依旧存在的事实，借此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更生发展表达了自己的乐观。本书在人物故事中寻找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读起来意义深远却又趣味盎然。
本书是一部研究福柯与地理学关系的论文集， 包括十几位作者的作品。 福柯曾对地方、空间、城乡规划发表了大量论述，并对地理学可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并没有形成一本这方面的专著。本书则将福柯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结集并加以评论， 是目前为止我们总览福柯地理学思想的好的参考材料。
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在战火频仍、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群体在留守与南迁的抉择上，既有政治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有生存压力的现实考量。本书以抗战时期史家因不同地域、不同学术倾向而形成的“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留守”与“南迁”两大史家群体的组织、思想、学术活动及史学成就。地域抉择的矛盾心态影响了史家书写方式的转变，作者以此为视角探究史家当时幽微心态与日后 成就之间的细密联系，重塑抗战时期中国史学发展与流变的整体场景。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时期，细致考察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对将来。本书也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本书通过对时空测量工具的研究，探讨秦汉时代的时空观念。为了确定时间与空间，古人发明了多种测量工具，包括规矩、准绳，以及圭表、浑仪、漏刻，等等。进入战国秦汉时期以后，这些仪器的设计和制作逐渐成熟，除了部分仪器仍然具有神秘功能之外，其他多数仪器已逐渐走向实用，在历法修订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有赖于时空测量工具的发展，人们思想中的理性因素逐渐加强，而其深远之影响，显然又不仅仅在时间和空间观念方面。
本书是从6000余万字的《朝鲜王朝实录》中选取与北京有关的史料，以时间为序，汇编成册。主要包括14-20世纪中国和朝鲜间的使节往还，朝鲜对中国的岁贡，中国对朝鲜的赏赐训谕，朝鲜官民在北京的生活与交往，朝鲜使节回国后对国王汇报中有关北京的内容，朝鲜使节在北京居留期间的所见所闻，等等。为保证历史资料连贯性，还选取了《高丽史》恭愍王、恭让王世家中有关北京的内容。
本书是2019年“问津学术年会”与会人员提交的学术论文集合，是2019年天津人文历史学界的近期新研究成果。本书涉及天津文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内容涵盖天津地理、社会、文化、风俗、历史、历史人物等。作者中既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有民间的文史学者，是一本有关2019年天津文史学界成果的总结性著作。本书全面反映了天津文史学界2019年天津文史研究的情况，既有学术性的专业论文，又有适于普通读者的通俗文章，可谓雅俗共赏。
《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训诂专著，其书在学术目前具有重要的价值。现存《尔雅》共十九篇，其中后十六篇与名物有关。自汉至今，研究《尔雅》者众，论者多从训诂学、辞书学角度阐述此书的价值，然而对于它在文字学、汉字目前的价值却很少有人提及。本书以《尔雅》及郭璞注名物词用字为对象，以文字学、训诂学、辞书学、校勘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对《尔雅》名物词用字进行溯源和流变考察，分析《尔雅》名物词用字的异文类型，探讨其发展变易的原因，总结《尔雅》名物词用字历时考察与研究的意义。
《宋会要》是宋代具有法定地位和行政依据作用的官方档案汇编，其内容囊括了自太祖至宁宗十三朝的政治、法律、礼仪、文化、民族、地理等各个方面，堪称宋代史料的渊薮。明中 叶后原本即已亡佚。《宋会要方域类校补》依托陈智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对《宋会要辑稿》中的“方域类”及混入“礼类”“食 货类”的相关条文进行了整理、点校、注释，使《宋会要》“方域类”尽可能恢复原貌。为研究宋代地方建置、风土民情等提供扎实而丰富的史料来源。
《雷州碑刻集》为雷州文献系列丛书之一，分为上、下册，雷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合浦郡徐闻县开始至清末，雷州的碑刻以其独特性而称著于全国，出版雷州碑刻著作，有助于对雷州这片富有文化传承的热土做出新的解析。雷州碑刻作为粤西文化中重要的历史资料，历来被学者们重视，但是像本书这样系统地、完整地对其进行整理出版，尚属首次。
《外国史学史》比较和考察了中国之外世界主要区域的史学观念和实践，讨论了从古至今的史学家及其作品，其宗旨是揭示不同历史书写传统的形成及其在近现代的转变，指出当今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新的变化和趋势。此次重印特别增加了妇女史、性别史和诸多史学新流派之间借鉴、融合的趋向。 通过梳理和叙述历史学之演化历程，作者希望为国内的史学史课程和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部简明扼要、内容及时的相关读物。《外国史学史》侧重分析历史与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希求解答如下的问题：历史学家如何讲述历史、如何形塑其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如何与其他记载形式相竞争，并如何在与前贤和读者的对话中落实历史学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本书是德国史权威杰弗·埃雷从个人治学经验出发，对四十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回顾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提出，二战后西方史学界经历了由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转变，但所谓“新文化史”却专注于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各种现实问题，难以帮助人们克服差异、真正展开交流与对话，所以，有必要对社会史研究加以重新检讨，发掘其之于当下社会变革的应用价值。为此，本书将史学研究置于西方历次政治危机的语境之中，通过考察现实政治与历史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揭示当代西方史学的认知谱系和发展方向。相较于“语言文化转向”和“文化转向”影响下的诸多流行理论，这一探讨在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收录了仓修良先生关于方志学的相关论文。如发表于《文史》2001年第2辑的《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中国地方志》1994年 期的《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 《历史月刊》1999年第3期的《地方志与区域史研究》，等等。这些论文是仓先生一生精研方志学的论文荟萃。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将对中国华南社会的考察报告出版，名为《中国秘密社会史》，这是最早把两大秘密团体——秘密教门和会党置于一起的著作。后来中国学术界引进“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把教门和会党合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从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来看，中国秘密社会可分为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弥勒救世”、“末劫说”和“无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盘三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和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信众，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但不要求信众脱离家庭，服饰同常人无异，故自称为“在家出家”。秘密会党是由历史上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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