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是由实用的印章刻制演变而成，其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三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印迹。本书在浩如烟海的印迹中，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追求，精选出具有特色的印章作品6000余方，把从先秦到清末，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时间排序、归纳，称之为“唯用篇”。把从明代文彭起，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的印痕按风格、流派归纳，称之为“唯美篇”一方面可使读者初步领略中国篆刻艺术的风采，另一方面为初学篆刻者在学习中提供实用的参考。
本书从近三千部印谱的几十万方玺印中去粗取精，经多次筛选，精选出印章305方，其中上古玺印104钮，明清以来流派印章201钮。全书以篆刻艺术发展为纵线，将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精品佳作连缀起。同时，又对每方印章的时代演进、艺风嬗变、文化背景、创作理念，以及配篆、章法、运刀和风貌追求等，都力求剖析得言之有物，使之兼具典型性和完备性，既可赏析研读又可作为学习临摹的范本。
《中国篆刻字典（第三版 套装上下册）》共收入汉字单字3933个，篆字67872个。部首检字表按《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编排，为了便于读者方便快速地查阅，正文之后又附有简体笔检字表和汉语拼音检字表两种查字法；本字典遵照传统字典的编排习惯，并考虑到历代篆字的字形特点，皆以繁体字为序编排，目录及正文每个字的旁边和下面都附有该字的简化字和异体字，以便读者参考，篆字下面的注解和说明文字皆使用简化字，便于读者阅读；本字典以《说文解字》所收的篆字为首字，主要收录了历代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碑石拓本文字、玺印篆刻文字太砖瓦、镜铭、泉币、度量衡等文字，大致按书体发展演变的历及篆刻作者的年代依次编排。本字典所收历代篆刻字形大致按原大钩摹或剪贴而成，尽量保持字形的原貌。便于应用和携带。
王福庵（1880～1960），现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以号行，别号印奴、印佣，别署屈瓠、罗刹江民，七十岁后称持默老人，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年五十居上海。精篆刻，是。书法工篆、隶。得吴昌硕鼓励，另辟蹊径，专工小篆与金文。所书小篆工整规范，秀美遒劲。所篆《说文部首》字帖、《说文作篆通假》，向为行家肯定，成为学篆范本。本书集王福庵毕生印作精品近500方，印制精良，释文清晰完整，是学习、研究王福庵细朱文印风的推荐图书。
《中国篆刻聚珍第三辑》是“中国篆刻聚珍”系列丛书里的最后一辑，共包含六种，即《楷书印》《封泥》《图形印》《鸟虫印》《玉印》《瓷印》，主要收集以专题印为题材的印章，汇编成书。所选印章皆是该专题范围内的经典作品，读者据此可以了解该专题范围内印章的大致情况，同时也可以作为学习的范本来使用。整个《中国篆刻聚珍》丛书定位于篆刻学习临摹，创作借鉴、印史研究和教学参考，满足篆刻爱好者、创作者临摹鉴赏和教学研究之需，成为学习、了解、研究印史的合理范本。
《苏州刻书史》通过历时地考述苏州刻书史，呈现出苏州刻书“宋元是初期，明代是高峰，清代成为重镇”这一历史发展面貌与成就。该书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表现出苏州刻书在技术、艺术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仅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写出一部封闭、单一的地方刻书史。该书凸显出苏州刻书业的发达，尤其突出苏州文人、苏州文化在其中发挥的倡导性作用，并展现出苏州刻书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影响力。本书主要从宋、元、明、清历代，阐述苏州刻书的状况。同时从官刻、私刻、坊刻、寺刻等各个角度反映以上朝代苏州刻书在全国的地位及至对中国出版业的作用，因此也罗列了明清两代主要刻书机构及刻书主要代表人的简介。
“云峰刻石”是由北魏时期的光州、青州刺史郑道昭，及北齐时期的光州刺史郑述祖父子二人主持镌刻而成，包括著名的《郑文公上下碑》《天柱山铭》等作品，分布在山东半岛的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玲珑山上，是我国北魏时期摩崖刻石书法的重要代表。自宋代开始，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云峰刻石”，但是前人限于条件，研究并不全面。作者赖非是研究齐鲁地区摩崖刻石的专业学者，多年来一直从事田野考察的实地考古研究，加上本人亦擅书法，因此其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很好的结合。《云峰刻石》一书，正是赖非当年参与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组织的田野考察工作队，对“云峰刻石”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古调查，再经后续十几年的研究增补后，所得的研究成果。书中确认包含在“云峰刻石”之内的作品一共是49件，除了文字的释读工作之外，还对这些作
本书底本为同治三年（1864）严荄辑的《钱胡印存》，存浙派印人钱松、胡震两家印150余方，多附边款，品相上乘。胡震在二十七岁时，结识了钱松，“始大叹服，自是搁笔不复为人刻画金石矣”。年长一岁的胡震甘执弟子礼，与钱松结为师友，二十余年往来无间，俩人之间更是互赠佳作，其中钱松为胡震治达七十余枚。在胡震去世二年后，即同治甲子（1864）年，曾任富阳观察（道员）的同里知交好友应宝时“痛伯恐早世，欲永其名”，与严荄收集钱胡二人遗作，拓印成轶，辑成二册，存世稀少。钱松篆刻造诣甚高，为历代印人所推崇，称其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胡震篆刻取法汉印，亦见功力。而于当世名家，独服膺于钱松，时相切磋，谊同师友，故其所镌拓，深受钱氏影响。胡震之印存世极少，从此谱中可一瞻其面貌。
“元传国玺”疑案怎样引出皇太极肇立大清背后的秘密，乾隆因何大费周章推行官印改铸工程，两枚闲章小印如何成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关键……
说起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的印坛盟主之一的王福庵，人人皆知，但对王氏传人中有出蓝之誉的吴朴堂却知者不多。学者、诗词家陈运彰在六十余年前曾说：“福庵王先生承乡贤之遗风，守其家学，岿然爲海内宗匠。及门多士，经其指授，皆有法度可观。吴君厚庵尤其秀也。” 本书选录了吴朴堂先生各阶段的篆刻印蜕逾千枚、边款逾二百面，大部份是首次出版发行的作品，不仅在收录印作数量上远超之前所出版的各类吴朴堂先生印谱，而且尽可能选取最清晰的原拓印蜕和边款，采用“下真迹一等”的原色印刷，力求优选限度真实全面地展现出吴朴堂先生的篆刻面貌。同时，更在编谱体例上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本书按照“诗词闲句”“书画鉴藏”“名号斋馆”和“附录”分类顺序排版，以方便读者检索查阅。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三十二品，又自题甲等二十五品，乙等三十一品，标以双点者十三品，复以“无意得之”“不单寒”“横直相安”“安顿”“此乃见刀法”等赞语自美，累计八十余品，约为全册之四一。册中《观海者难为水》他谱中曾见款搨，署为“壬辰冬”，时让翁三十四岁，是现存纪年之早作。册中其他作品均更为成熟。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三十二品，又自题甲等二十五品，乙等三十一品，标以双点者十三品，复以“无意得之”“不单寒”“横直相安”“安顿”“此乃见刀法”等赞语自美，累计八十余品，约为全册之四一。册中《观海者难为水》他谱中曾见款搨，署为“壬辰冬”，时让翁三十四岁，是现存纪年之早作。册中其他作品均更为成熟。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
全书编排体例清晰，书前有对于方去疾篆刻艺术的概述。书中篆刻分为有纪年作品和无纪年作品两部分，有纪年作品按照作品创作时间顺序编排作品顺序，无纪年作品按照艺术风格编排，著录作品和边款释文，作品尺寸、创作时
葛书徵先生为民国时期有名收藏夹、印学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通过笔者对先生残缺、零落、琐碎资料的拾掇，缀集成先生年谱，以此勾勒先生家庭出生、家族成员、社会关系、兴趣爱好、毕生情志、人际往来诸方面史料，为读者提供索引之便。西泠印社陈振濂先生曾于《葛昌楹先生研究专辑》中写道：/并以此来为虽无叱咤风云之英雄记录，却曾为百年西泠印社默默作出重大贡献的前辈们的传神写照。/西泠印社早期诸公都刻印，唯葛昌楹先生不热衷刻印，而以藏印集印为一生之任，且以此而成专门之业绩与人才。今年为葛书徵先生诞辰125周年，编者特推出《葛书徵先生年谱》，以志纪念。
《大盂鼎》为“金石名品”丛书之一册，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简介、铭文拓片、重要单字放大解析（附单字临写视频）、创作示例（书写创作、篆刻创作）。每部分均为图文结合形式。大盂鼎不仅是公认的西周初期康王时代的典型器，其重要之点还在于该器铭文的史学价值。大盂鼎上的铭文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在宗周对贵族盂的一次册命。腹内铭文19行，291字，铭文字体瑰丽雄齐，用笔方整，行款茂密，布局完满。 《大盂鼎》选用的底本为“潘祖荫拓赠吴大澂大盂鼎全形拓”，壶中室旧藏，铭文为“初出土拓本”，全形拓略晚于铭文，又吴大澂题名，王同愈长篇作长跋，极是难得，堪称海内外“第一大盂鼎全形拓本”。本书于书法而言,是学习金文的优秀范本。该书旨在促成人们熟悉金文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以此普及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