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该书是对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成长》（1971年）和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73年）里开始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研究的继续。全书共分3编15章，具体内容包括新古典派的国家理论、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的反思、制度变革理论和西方世界经济史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制度性因素是否导致了不同社会财富的差距？贫穷社会是否可以依靠外在的力量获得经济发展？错误的观念为何在创造误解，加剧差距？而在这漫长的历史上，是什么导致了人和经济走到如今的困局？ 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大分流——人类告别施舍，摆脱残酷发展循环，重新选择贫富命运的前行之路。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运用各个文明的经济史料，以人和文化的角度向我们解释制度与资源在社会中的合理角色，揭示文化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英国股市在不列颠战役前便已触底；美国股市在中途岛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前发生了大翻盘；德国股市在对苏联发动狂袭的同时达到了市值之巅……股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都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个最伟大的转折点，不过，当时没有任何经济专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规律? 本书独辟蹊径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和股市变化之间的关系，作者极其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领导人的军事策略，同时也就股市变化反映出的战争形势，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历史课，也总结出了在动荡时期中保存财富的方法。 全球形势变化迅猛，战争风险时时存在，我们如何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利用“股市智慧”，使财产保值增值?相信本书能为你提供良好的借鉴。

吴承明编著，刘兰兮整理的《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内容丰富广博，是作者多年学术生涯的成果体现，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紧密结合的典范。特别是对市场理论和市场史，作者运用大量的史料和计量方法，从商路、市政和商品运销等方面研究商品流通的宏观模式，分析市场的周期变化，讨论其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课题，作者提出不仅要考虑物质发展的量，还要考察制度变革的质，两者具体化为社会变迁。

1979年，她还只是“省尾国角”的一座边陲小镇；2007年，已崛起为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的第四座现代化城市。 自1980年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后，改革创新已成为她的灵魂。 这就是深圳的故事。 是什么力量激发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高速度？ 是什么魔力托起令全球瞩目的深圳“一夜城”？ 三十年来，一代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紧密相连，期间发生了哪些故事？ 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讲述了深圳三十年间崛起的过程，忠实记录了深圳在经济、社会、制度、产业等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东亚奇迹的反思》由世界银行联合全球杰出的经济学领域学者、专家，共同反思了东亚各国实行的产业政策。评论了东亚各国以各种手段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重新考虑出口导向政策和进口自由化对增长的相对贡献，有助于人们澄清影响汇率政策选择的主要问题。对中国的经验及其与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差别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对当前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经济史纲要》按照若干专题对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前后贯通的论述，以求“通古今之变”。在专题设置和内容安排上，力求体现出新意，十个专题中至少有六个是以前的经济史著作或教材中论述较少或基本上没有涉及的，如人口、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赋役与财政，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环境变迁，自然灾害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各专题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印证，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恢弘长卷。 本教材可作为高校历史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用书，也可供其他专业的、对经济史研究有兴趣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士参考阅读。

本书向我们阐述了情况怎样越变越好，并说明了原因。繁荣来自人人为人人效力。始于十多万年前的交换和专业分工习惯，创造出了以加速趋势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集体大脑。这本大胆的书涵盖了人类的整个历史，从石器时代说到互联网，从明王朝的积重难返讲到蒸汽机的发明，从新近的人口爆炸讲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天灾人祸固然必不可免，但多亏了人类发明创造的无穷能力，21世纪必将实现巨大的经济繁荣，同时在大自然生物多样性方面创下新高。本书观点独到、新颖，具有启发意义，能帮助你思考怎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

日本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是什么力量推动日本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曾经喧嚣一时的“泡沫经济”到底是如何产生，又终究归于破灭？将近30年的沉寂之后，日本的未来，路在何方？ 在日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辉煌盛世的狂热气氛中时，野口悠纪雄率先对“房地产泡沫”提出了公开警告。如今，当日本逐渐被世界经济的大潮抛在身后，而“安倍经济学”却收效甚微之际，野口悠纪雄又通过本书，将多年思索和追问的答案公之于众。 野口悠纪雄在书中追忆，其人生的最初影像始于1945年东京大空袭中的恐怖经历，他这一代人亲历和参与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他们曾为高速发展的无限风光而豪情满怀，也曾因经济失速后的衰落萧条而五味杂陈。他们中有很多人因时代的变幻而饱受命运的捉弄，或者被无情地湮没在时代的

本书以作战工具(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为依据，将国防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冷兵器、火兵器、机械兵器、核武器和信息化武器五个历史时期，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角度对同一时期国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和论述。在内容选择上，一是简要分析各个国防经济发展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二是重点研究武器装备研发和生产及国防费收支这两个贯穿人类国防经济活动始终，并且在国防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基本活动，并根据不同时期和国家国防经济的特点，有所侧重地研究其他国防经济实践活动；三是论述各个国防经济历史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国防经济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是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其理论通过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些不现实假定的批评与修正，揭示了经济生活中产权和制度所起的作用。本书精选了产权与新制度学派名家的代表作13篇，集中反映了这两个学派的分析特征、重要假说和政策意义，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信息，并为我们从理论上解析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参考。

本辑是《苏州商会档案全宗》1919年5月-1927年6月间案卷的选粹，经校点、注释、分类后予以出版。为完整描述事件，个别史料的时间略有前后延伸。本辑内容包括：（1）苏州总商会组织沿革；（2）全国商联会和各地商会；（3）发展实业；（4）商品展览；（5）调解商事、劳资纠纷；（6）社会公共事业；（7）税捐和税捐斗争；（8）金融财政；（9）粮食流通；（10）参与政治活动；（11）江浙战争。

《长矛与步枪——非洲金融热战》以殖民主义时期非洲反帝战争的一次显赫胜利为出发点，系统分析了跨国银团的幕后操纵和参与各方的战略得失及历史后果。介绍了埃塞俄比亚饥荒的金融原因和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埘非洲政治和经济的毒害。 《长矛与步枪——非洲金融热战》由江晓美编著。

本辑是《苏州商会档案全宗》1928年7月～1937年6月间案卷的选粹，经校点、注释、分类后予以出版。为完整描述事件，个别史料时间略有上下延伸。与前三辑相似，主要内容包括：（1）组织沿革和分会概况；（2）全国商联会和各地商（联）会；（3）发展实业；（4）商品展览；（5）劳资关系与商事、民事纠纷；（6）社会公共事业；（7）政治军事参与；（8）财政金融；（9）捐税征收。 为保持档案原貌，本文收录文献均全文照录。其中，一些对当时政权、政党及事物的褒贬提法，以及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不实之词，如“共匪”、“剿共”等，亦按惯例未予改动，一律保持原样，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与使用时注意识别。 此外，原文中的用词习惯乃至少数文理不通之处，也未予改动，以保持档案原貌。

伴随着奴隶制国家夏朝的诞生，中国古代赋税和劳役也产生了。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中的重要内容，赋税和劳役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并随着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明清五百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从昌盛到苦难的时代，既有大明帝国的辉煌，也有清朝康雍乾三代的盛世，中华民族在闭关锁国的时代里完善着自己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中国的传统农业两千年来几乎以一个模式重复着，从史书记载和考古情况来看，中国社会的制度模式、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多大转变。 《明清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现代社会发展的线索，探究明清兴衰的原因，总结历代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期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绵薄之力。

中国的赌博最早肯定不起源于澳门，但澳门成为中国的赌城在历史上却是唯一。赌博，讲得体面一点，称之“博彩业”，其在澳门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明清之际澳门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在大多数国度和地方，赌博仅是诸多社会问题之一，而在澳门，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赌博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经济、是文化，乃至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澳门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 国人好赌，出自天性；而国人又无宗教之罪戒，乃至贪欲错乱，以博为荣。故明末顾炎武言：“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清前中期，国家禁赌甚严，赌风稍敛；嘉道以降，政府依赌饷为其财政来源，故导致赌风日炽，其中尤以粤省为最。据道光时游历广东的湖南学者周寿昌记录：当日广东省内番摊、花会和闱姓等赌博， “列厂投票，官役日榷税焉。时自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