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研究之基本，可谓德意志民事诉讼法于台湾地区之展开，法系意识自觉于其中。较之台湾同行早期著述，问题意识上有所不同，更具时代特色，抑或见地上与时俱进，大有发展。个人拙见，台湾同行早期著述偏重于传统上法解释学，其中陈荣宗、杨建华等诸位先生之作堪称典范；世纪之交，倡导程序保障及其于现代民事诉讼程序上之意义观念兴起，邱联恭先生于此领域颇有建树，成果丰硕。相比之下，沈君之作，学术价值上极具承前启后之意义，各文均对研究对象于立法上、学说上、判例上之到达点交待仔细，是为台湾同行新锐一代之问题意识及研究实力之反映。
追诉时效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刑法制度。为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认同和采纳，同时也是各国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原因在于，对于刑法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对刑罚所力不能及、处于刑罚真空中的犯罪人设定一种促进其自我约束、自我改造的刑罚替代性制度，而且体现了刑罚的开放性趋势和轻缓化趋势；对于刑法理论研究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刑罚权之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而追诉时效制度则是刑法追求目标与社会稳定理这相调合所导致的刑罚权消亡形式，应当受到足够的关注。《追诉时效制度比较研究》一书所体现的作者观点和所分析的基础资料，使得全书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而且也为了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景图。愿本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刑法典中追诉时效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若干借鉴作用，也
对事实、案件事实、案件事实认定方法等范畴作出界定，并在案件事实认定方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透过司法实践对案件事实错定的实例提出较为安全、稳定的案件事实认定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包括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方法、思维方法、主要方法和辅助方法，对各种方法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并为案件事实认定提供了妥当、合理的进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法院裁判案件的两个最基本方面，案件事实认定是审判程序的核心，也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基础。法治发达国家在许多法律程序规则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案件事实认定的规范上仍相对薄弱，从而折射出案件事实认定规范的艰难及其认定方法探索的艰巨。
本书针对传统证据法学的“客观真实理论”，以客观真实能否作为（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为着眼点，指出了传统论证思路中的逻辑悖谬。在寻找新的切入点时，将传统证据法理论长期忽视的主体因素纳入视野，探索一种兼顾认识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论证方法。在案件事实双重视角和裁判者双重认识客体这两个理论前提之上，全文依次详细研究了有关事实认定活动的四个问题。结合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对“优势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作了新的思考。
本书按照由一般到特殊、由整体到局部的逻辑顺序，按照刑事、民事和行政不同的诉讼类型，介绍了各自庭审的要点，有机融合了庭审技能经验和对庭审程序性事项的具体处置方法，力求规范性和操作性的统一。随着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并配套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本书中许多法律依据、逻辑论断和体例结构也因此需要与时俱进。有鉴于此，上海高院对本书进行系统修改：一是调整了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引用的条文序号，修改增删了相应的条文内容。二是根据诉讼法的修改情况，加入了刑事庭前会议、民事小额诉讼、行政简易程序等新的诉讼制度。三是结合当前法院工作要求，纳入了诸如立案登记、证人出庭等新的实务做法，并更正了上一版中的一些瑕疵。
本书所选案例均是关于当前执行工作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涉及到执行担保、执行和解、追加变更被执行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等多个方面，既有成熟的理论归纳，又有创新性的探索做法，以期对执行法官准确理解我国现行执行法律规范、提高执行异议复议审查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所裨益。
本书所选案例均是关于当前执行工作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涉及到执行担保、执行和解、追加变更被执行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等多个方面，既有成熟的理论归纳，又有创新性的探索做法，以期对执行法官准确理解我国现行执行法律规范、提高执行异议复议审查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所裨益。
《用数字证明法律和诉讼中的实证方法》展示了一些社会学和统计学工具在下面两个领域中的应用：在法庭上提供证据，研究与法律有关的重要问题。全书包含大量的实际案例，涉及死刑、陪审团遴选、用工歧视、大范围侵权和DNA图谱技术等。解释了研究者如何导出宝贵而可靠的数据——通常这些数据并不难获得，也解释了这种努力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偏差的原因。用非专业语言阐明了如何处理辨别因果关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各种基本问题。
本书借助比较法学及概念法学等研究方法，强调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对具体制度设定的影响，围绕诉讼时效的价值、客体、期间、障碍及效力展开剖析；指出该制度正当性的获得有赖于督促与惩罚、证据彰示、秩序与安全、效率等多种价值的衡平，此种追求内部衡平的多元化价值体系始为诉讼时效正当性的基础；对客体的讨论标准予以评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请求权得以成为诉讼时效客体的根据并对物权请求权的可适性提出质疑；突出对诉讼时效期间予以设定时应考虑的各种要素的考察，讨论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及其划分根据；结合诉讼时效的双刃性，建议通过合理的限制措施(即诉讼时效的障碍)以保障其价值的充分实现；在对三种立法主义以及我国所奉行的“胜诉权消灭说”予以评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当由传统的“胜诉权说”向抗辩权发生主义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