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类比》是劳埃德的成名作,至今仍旧是早期希腊哲学方面研究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劳埃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基本的两对概念即对立与类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涉及到了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斯学派、乃至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思想资料,并且还扩展地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比较的研究,从而对形成希腊哲学基本方法模式的对立与类比的思想进行了基于方法论和逻辑学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劳埃德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奠定古希腊哲学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以史与思的交融为进路,“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智慧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全书包括四卷:《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四者既脉络相通,又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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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许多学者相信,千百年来,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包含于三大奇书:一是《智慧书》,二是《孙子兵法》,三是《君王论》。??????本书从葛拉西安《智慧书》中精粹了100则人生箴言,以西方历史中的战争谋略、宫廷政治和江湖骗局等为事例,立足于现代社会,分析了为人处世、商业竞争。行走社会、功成名就.圆润通达的种种技巧。??????作者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冷峻客观态度,深刻地剖析了人性底蕴方面显示出的登峰造极的智慧,为读者提供了战胜生活中的艰险,困顿与邪恶的种种神机妙策,是对《智慧书》的阐释解读。
保罗·蒂利希是当代最为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相信他的神学、哲学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近些年来,对于蒂利希思想的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基督教独特的爱“圣爱”《Agape)同希腊人文哲学所表达的爱“欲爱”(Eros)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西方思想,尤其是犹太一基督宗教传统与自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逐渐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蒂利希神学思想中的爱观念在“爱”的观念史上十分具有特色,代表了将圣爱和欲爱两种爱的类型统合而非分离的一种倾向,他的爱观念既有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根源,亦有其在当代伦理学当中的应用,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王涛博士细致而全面地梳理出了蒂利希爱观的具体内容,并把对于“爱”的这一独到见解置于思想史的脉络当中。结合基督教神学和人文哲学,为中
保罗·蒂利希是当代为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相信他的神学、哲学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近些年来,对于蒂利希思想的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基督教独特的爱“圣爱”《Agape)同希腊人文哲学所表达的爱“欲爱”(Eros)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西方思想,尤其是犹太一基督宗教传统与自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逐渐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蒂利希神学思想中的爱观念在“爱”的观念史上十分具有特色,代表了将圣爱和欲爱两种爱的类型统合而非分离的一种倾向,他的爱观念既有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根源,亦有其在当代伦理学当中的应用,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王涛博士细致而全面地梳理出了蒂利希爱观的具体内容,并把对于“爱”的这一独到见解置于思想史的脉络当中。结合基督教神学和人文哲学,为中国
本书属于比较哲学的工作,它涉及德国、中国与韩国的伦理学思考。、二章首先藉由梳理康德早期伦理学经由席勒伦理学到现象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理路。此一发展涉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于道德价值的“领会”(Erfassung)究竟是什么性质?此一问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因此上述的思考为我们之探讨中、韩儒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极有用的参考架构。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选择了南宋朱熹与湖湘学派关于“仁”的辩论(第三章),以及晚明刘宗周对於孟子的“四端”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独特诠释(第四、五章)为探讨个案。在韩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则选择了朝鲜儒者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关於「四端」与「七情」的辩论(第六、七、八章)为探讨个案。在这三个个案中,朱子学作为共同的参照系统,与康德后期的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
本书属于比较哲学的工作,它涉及德国、中国与韩国的伦理学思考。、二章首先藉由梳理康德早期伦理学经由席勒伦理学到现象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理路。此一发展涉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于道德价值的“领会”(Erfassung)究竟是什么性质?此一问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因此上述的思考为我们之探讨中、韩儒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极有用的参考架构。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选择了南宋朱熹与湖湘学派关于“仁”的辩论(第三章),以及晚明刘宗周对於孟子的“四端”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独特诠释(第四、五章)为探讨个案。在韩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则选择了朝鲜儒者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关於「四端」与「七情」的辩论(第六、七、八章)为探讨个案。在这三个个案中,朱子学作为共同的参照系统,与康德后期的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