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国学经典性启蒙读物。在古代的经典性启蒙读物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为普及、*有代表性的三种,世俗或将它们并称为 三百千 。这三种读物中,《千字文》产生于南朝梁时,《百家姓》产生于北宋初,《三字经》产生于宋元之际,尽管产生的时代不同,到明代都已成为相当流行的启蒙读本。
《词诠》是集释古代汉语的重要著作,之所以言其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应用现代语法学并给合传统训诂学研究解释虚词的开拓性实践。作者在语法学初兴之时,写就《高等国文法》,中有论述虚词部分,因文法书的性质,不能尽言作者虚词研究心得,所以,另辟新章,写成专论虚词的著作。作者的虚词概念,不单包括通常无实在意义的虚词,也包括有一些实在意义的代词和副词,这是别有眼光的。全书收录3472个虚字,按照注音字母排序,每字下先分别词类,再续以解释,再举出例证。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既有意义训释,更强调虚词在语句结构中的功用描写,这是过往从训诂学出发单纯解释意义所未曾有的,是一进步。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
《汉书窥管》是“汉圣”杨树达先生的代表著作,是《汉书》研究公认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清代考据学直至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兴起对《汉书》研究的精湛水平。本书体例依照《汉书》篇目,以《汉书》疑难章句为纲,先录儒先成说,再作按语,作者以炉火纯青的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学养加以辨正。全书涵盖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多个学术分支,是古代汉语专业的书。
《论语通解》是作者整整40年研读《论语》的心血结晶。正文每字都注上汉语拼音,为读者准确朗读原文提供基本依据。每章一般包含三部分:原文(加上新式标点);译文(按“信、达、雅”的要求提供现代汉语翻译);说明(取代过于繁琐的注释。或择引旧注,或自出简注,或略陈管见,或有所辨析);此外,有些章节还会安插讨论(由著者提出问题,简析问题,或阐明今读今译的依据,或提示对“古为今用”的思考等,融会贯通,以进一步为读者释疑解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论语通解》学术价值较高。
《论语》作为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成为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众多方面,其儒家思想致广大而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维的精华结晶。
本书从仁者爱人、为人知礼、学以致道、仁义之交、孝悌齐家、处世之道、君子境界七个方面阐述了《论语》的思想精髓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朝闻道,夕死可矣。” “德不孤,必有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儒家经典,让《论语》指导现实人生!
钱穆先生为文史大家,尤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精研甚深甚切。《论语新解(精)》乃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一以贯之”,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予以重新阐释,实为阅读和研究《论语》之入门书和推荐阅读书。
《四库全书》所收三千四百种图书,其中五百多种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或存目的,在纪晓岚所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它们被统称作“水乐大典本”。一九八二年,钱钟书先生指导乐贵明先生编辑出版了《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对《四库全书》中所辑“水乐大典本”百六十四种“别集”进行了全面“清查”。依据已经编妥的《永乐大典索引》,抽出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永乐大典》原文,与四库辑本条目逐一查核,竟有一千八百六十四条被四库馆臣有意无意漏辑。就是说《四库全书》裹价值高的“水乐大典本”,条目漏辑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个事实,科学地证明了两点:一,《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并不可靠,第二《永乐大典》不容辨驳的可信性。对《四库全书》,《四库辑本别集序》中有一段准确的评论,值得温习
本书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为修撰《资治通鉴后记》而作的札记,共16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六朝(906-1070)的国故时政,内忧外患,揭示矛盾,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书中所记大多为作者所见所闻,记载真切,所记史事注明来源。《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诸家著录题跋》附录在文后,同时还有人名索引,除使用四角号码检索外,还增加了《笔划检字表》,增加读者查找的便利性。
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提出了两个极富创建性的论点:一是对莱布尼茨受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图启发而创立二进制这一说法予以了否认;二是来华的传教士将部分中国科技文化带回欧洲,从而对欧洲的近代科学产生了影响。
本书是李一忻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讲课记录写成的,兼谈象数与易理。此书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逐字逐句讲解《易经》,谈象、演数,阐理,莫不娓娓道来,道尽《易》中精微,是学易之人不可不读之书。
这版《山海经》是一本精美的图画书。它遵照《山海经》原文描述,将这本古代奇书中记载的奇花异草、神鸟怪兽以彩绘大图的形式展现。彩图画风唯美,雄浑而不失飘逸,图中动植物丝毛鳞羽纤毫毕现,美不胜收。图旁配以白话解说,图文并茂,连孩子都能轻松畅快地读懂这部古代奇书,亲近国学经典!
《周礼》所记载的饮食制度为中国古代饮食制度之滥觞,其所蕴含的饮食思想和饮食观念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周礼》食官规模庞大,有50种食官和3794名餐饮技术人员,其职能涵盖了饮食活动的全过程。 王雪萍编著的《周礼饮食制度研究》以《周礼》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梳理、整合饮食资料的基础上,依照食官职能,明确《周礼》饮食制度的类别与内涵,从学术层面考察《周礼》食官制度、饮食结构和膳食制度、饮食器具使用制度、食礼制度;结合先秦其它文献和考古材料等,采用比较的方法,点与面结合的方式,辨释、考证相关制度,展示《周礼》饮食制度的全貌。
本书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为修撰《资治通鉴后记》而作的札记,共16卷。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北宋六朝(906-1070)的国故时政,内忧外患,揭示矛盾,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为后世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书中所记大多为作者所见所闻,记载真切,所记史事注明来源。《涑水记闻辑佚》《温公日记》《温公琐语》《诸家著录题跋》附录在文后,同时还有人名索引,除使用四角号码检索外,还增加了《笔划检字表》,增加读者查找的便利性。
五代南唐有两位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徐铉和徐锴。徐铉传的《说文》即今通行本的《说文解字》,徐锴传的《说文》为《说文解字系传》。通行本《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系传》在内容、每字的笔画注释、各字之间的次序上,均有所不同。根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系传》有许多长处,它除引证古书和今语疏证古义和古语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许训解古书;二、说明古书的假借;三、说明古今字;四、说明引申义;五、兼举别义;六、辨声误。 《说文解字系传》有三种版本流传,其中以清道光年间祁嶲藻刻本为,这个刻本据清顾千里所藏的影宋钞本和汪士钟所藏宋椠残本校勘而成,远胜它本,故据以影印。
t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旧本不题其里贯,其序称王溥为『从翁』,则溥之族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定保为昊融之婿,光化三年进士,丧乱后人湖南。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定保为邕管巡官,遭乱不得还,刘隐辟置幕府,至刘龚僭号之时尚在,其所终则不得而详矣。考定保登第之岁,距朱温篡唐仅六年。又序中称溥为『丞相』,则是书成于周世宗显德元年以后,故题唐国号,不复作内词。然定保生于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书盖其暮年所作也。同时南唐乡贡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与定保书同名。今晦书未见,而定保书刻于商氏稗海者,删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为松江宋宾王所录,未有跋语,称以汪士表本校正,较稗海所戟特为完备。近日扬州新刻即从此本录出,惟是晁公武读书志称是书分六十三门,而此本实一百有三门,数目差舛,不应至是,
《史纲评要》是明代评点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属编年体史评。其内容分为“史纲”与“史评”两大部分。“史纲”以编年体的形式简略地记载了从“唐尧至元计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年”的中国历史,按王朝帝系顺序排列,每一朝代列一“纪”,再按王朝先后和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评要”以“批”“评”的形式,通过眉批、夹批、断后评和对史文的圈、点、抹等,表达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看法,抒写作者的读史心得和感受。全书的评语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且将不少俗语引入评论中,使史学的评论更口语化,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主要表现出特点:思想的自由性,情感的审美性,形式的散点化和评语的口语化。无论在史学思想上还是史学审美兴趣上,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个性特征。
《史记》是西汉时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作的一部的历史名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并且是清代乾隆年间刊布的《二十四史》之。全书用五种体例组织而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五种体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的问世,把我国的史学发展推到了的新阶段,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史学发展领域里一块不朽的丰碑。《史记》的史体,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代史家郑樵说过:“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
《四书》又称《四子书》。四书中,只有《论语》从汉代即被尊为经典;《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独立成书,跟《孟子》一样,并无特殊地位。隋唐时期,三书才逐渐受到重视;至宋,朱熹承袭“二程”(程颢、程颐)的观点和做法,大力推崇此三书,使之与《论语》并重。从三十岁开始,朱熹便对四书下功夫,并分别做注。《大学》《中庸》的注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因为引用程说和他说较多,称为“集注”。1182年,朱熹正式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首次出现,并从此开创了汉唐崇《五经》,唐后重《四书》的时代。
《论语》是儒家头等重要的经典,记载了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言行。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论语》是中国文化原典。它的教诲和影响,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行为方式和心理习惯中,是中国人人的文化宝典。 系统论专家,特级教师刘定一先生,在精研《论语》数十年之后,写出了这本《论语读本》,此书订正多处前人误读误解,补充了大量新鲜有趣的内容。有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译文,注释、注音、插图、导读,全方面辅助当代读者阅读。得到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台湾作家张大春全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