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
《汉书窥管》是“汉圣”杨树达先生的代表著作，是《汉书》研究公认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清代考据学直至民国时期现代学术兴起对《汉书》研究的精湛水平。本书体例依照《汉书》篇目，以《汉书》疑难章句为纲，先录儒先成说，再作按语，作者以炉火纯青的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学养加以辨正。全书涵盖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多个学术分支，是古代汉语专业的书。
《论语通解》是作者整整40年研读《论语》的心血结晶。正文每字都注上汉语拼音，为读者准确朗读原文提供基本依据。每章一般包含三部分：原文（加上新式标点）；译文（按“信、达、雅”的要求提供现代汉语翻译）；说明（取代过于繁琐的注释。或择引旧注，或自出简注，或略陈管见，或有所辨析）；此外，有些章节还会安插讨论（由著者提出问题，简析问题，或阐明今读今译的依据，或提示对“古为今用”的思考等，融会贯通，以进一步为读者释疑解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论语通解》学术价值较高。
《史记》作者司马迁，《宋刻十四行本：史记（套装共5册）》计130卷，详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余年的历史。该书是我国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更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成书后，广为流传。但是史事错综，内容博杂，后世学者纷纷为之注疏。最有影响者为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俗称“三家注”。其中，裴骃兼采当时所见到的前人研究《史记》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完成《史记集解》，影响至为深远。《史记》刊刻最早见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但原刻本早已亡佚。其修补刻本流传于后世，较为的就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该本刊刻于北宋真宗至仁宗年间，是在淳化本的基础上，经勘校后重新开
钱穆先生为文史大家，尤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精研甚深甚切。《论语新解（精）》乃汇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一以贯之”，再加上自己的理解予以重新阐释，实为阅读和研究《论语》之入门书和推荐阅读书。
《四库全书》所收三千四百种图书，其中五百多种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或存目的，在纪晓岚所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它们被统称作“水乐大典本”。一九八二年，钱钟书先生指导乐贵明先生编辑出版了《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对《四库全书》中所辑“水乐大典本”百六十四种“别集”进行了全面“清查”。依据已经编妥的《永乐大典索引》，抽出六千四百九十五条《永乐大典》原文，与四库辑本条目逐一查核，竟有一千八百六十四条被四库馆臣有意无意漏辑。就是说《四库全书》裹价值高的“水乐大典本”，条目漏辑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个事实，科学地证明了两点：一，《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并不可靠，第二《永乐大典》不容辨驳的可信性。对《四库全书》，《四库辑本别集序》中有一段准确的评论，值得温习
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提出了两个极富创建性的论点：一是对莱布尼茨受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图启发而创立二进制这一说法予以了否认；二是来华的传教士将部分中国科技文化带回欧洲，从而对欧洲的近代科学产生了影响。
这版《山海经》是一本精美的图画书。它遵照《山海经》原文描述，将这本古代奇书中记载的奇花异草、神鸟怪兽以彩绘大图的形式展现。彩图画风唯美，雄浑而不失飘逸，图中动植物丝毛鳞羽纤毫毕现，美不胜收。图旁配以白话解说，图文并茂，连孩子都能轻松畅快地读懂这部古代奇书，亲近国学经典！
![说文解字系传 [南唐]徐锴 撰 中华书局【正版】](http://img3m0.ddimg.cn/7/21/11720413690-1_l.jpg)
五代南唐有两位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徐铉和徐锴。徐铉传的《说文》即今通行本的《说文解字》，徐锴传的《说文》为《说文解字系传》。通行本《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系传》在内容、每字的笔画注释、各字之间的次序上，均有所不同。根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系传》有许多长处，它除引证古书和今语疏证古义和古语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许训解古书；二、说明古书的假借；三、说明古今字；四、说明引申义；五、兼举别义；六、辨声误。 《说文解字系传》有三种版本流传，其中以清道光年间祁嶲藻刻本为，这个刻本据清顾千里所藏的影宋钞本和汪士钟所藏宋椠残本校勘而成，远胜它本，故据以影印。
《四书》又称《四子书》。四书中，只有《论语》从汉代即被尊为经典；《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独立成书，跟《孟子》一样，并无特殊地位。隋唐时期，三书才逐渐受到重视；至宋，朱熹承袭“二程”（程颢、程颐）的观点和做法，大力推崇此三书，使之与《论语》并重。从三十岁开始，朱熹便对四书下功夫，并分别做注。《大学》《中庸》的注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因为引用程说和他说较多，称为“集注”。1182年，朱熹正式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首次出现，并从此开创了汉唐崇《五经》，唐后重《四书》的时代。
《史记》是西汉时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作的一部的历史名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并且是清代乾隆年间刊布的《二十四史》之。全书用五种体例组织而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五种体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记》的问世，把我国的史学发展推到了的新阶段，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史学发展领域里一块不朽的丰碑。《史记》的史体，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代史家郑樵说过：“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