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是我国现存极早的编年体史书，记事翔实，文辞优美，是学习、研究先秦历史、文学、哲学和语言的典籍。作者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考古资料，充分汲取古今学者研究成果，对全书作了深入浅出、博洽简明的注释。本书修订本，对初版本作了全面细微的校订、修改，补充了新材料。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本书根据《群书治要》元和二年本、《群书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本书根据《群书治要》元和二年本、《群书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史通通释》是《史通》的 的注本，本书是《史通通释》的整理本。《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 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徵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本书根据《群书治要》元和二年本、《群书
《史通通释》是《史通》的 的注本，本书是《史通通释》的整理本。《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 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史通通释》是《史通》的 的注本，本书是《史通通释》的整理本。《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 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 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较晚出，而能 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 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