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与杨炎是活跃于同一舞台上的两位政治家。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政治动荡、赋入不继，他们先后进入中枢，致力于财赋体系的调整与重构。刘晏建立了以榷盐法为核心的新的间接税体系，使间接税的地位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杨炎则废止了积弊已深的租庸调制，制定了统一的两税法，使中国古代的直接税体系由税人向税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两人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遗憾的是，两位政治家之间却存在着种种的分歧与芥蒂。先是杨炎构怨，刘晏蒙冤于忠州；继而杨炎又殃及自身，被赐死于远流途中，给后人留下诸多感慨。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钟表的际遇是幸运的。自从明朝末年进八中国宫廷，里帝们便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竭力搜罗、制作、收藏，使得自鸣钟表几乎充斥于皇宫的各个角落。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仍珍藏着近千件钟表精品，为我们认识宫廷艺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最早把西洋钟表介绍到中国采的是欧洲的传教士。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大约从1540年开始，教廷和各个教派就不断地进行着向中地传教的种种尝试。但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由于沿海海盗的不断骚扰，致使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列外国人产生了一种敌视心理。早期到东方传教的欧洲传教土均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确实令传教士们大伤脑筋。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终于有了个可利用的
历史上的一切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同时，他们又以不同的作为回报自己的时代。左宗棠生逢晚清大乱之际，危难之际受命管辖甘肃，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引得春风度玉关”，为近代甘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于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左宗棠在甘肃(1869——1880)》是马啸同志倾注数年的心力，在已-发表的研究左宗棠在西北活动及影响的三十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左宗棠1869—1880年十多年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活动的深刻分析和思考。
权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作为“人臣”，由于他们部分地行使了在正统史家年来应属“人主”的权力，因而在旧史上受到了很多的非难。本书摆脱了这种狭隘偏见，从历史的高度探索了这一现象，将权臣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将旧史家捧为人臣楷模的周公、霍光、诸葛亮、王导等人也列入权臣的范畴。以历代权臣的特征、他们的历史机遇，他们登上高位的阶梯和手段，以及他们的功过和历史作用作了生动的表述和评论，从制度上阐明了唐宋以后少有权臣的历史原因。本书语言生动，叙事简明扼要，分析透彻，常有发人深省之处，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他的为官之道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策划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人言不足恤”思想的人；他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本书对其一生的功过荣辱、生平事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介，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传记作品，也是一部通过阅读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通俗作品。北宋变法名相王安石（1021－1086），早年曾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后来任江宁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宰相，在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变法立制，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其座右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