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讲求“通”。记载与评论客观历史进程的著作,如《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通鉴记事本末》、《文献通考》等,是通史性质的书。论说与评价史学本身演变的著作,如《史通》、《史略》、《史学要义》、《文史通义》等,是通论性质的书。通叙历史的书有不同的体裁,如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通论史学的书有不同的重点,如有以论史法为主,有以论史意为主。章学诚曾以刘如畿与其相比较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三》,中华书局,1961年版)。当然,史法、史意也还是互有联系而不可截然分开的,章学诚只是极而言之罢了。
本书近百年的断代,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 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分,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 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