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 新儒家 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 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因为 住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作者在全盘西化的思想狂澜中，逆流而上，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按照否定主义美学的看法，美是不可正面言说的，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内涵是批评的概念性语言难以准确把握的。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一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内容总是与该作品可以达到的境界有不同程度的距离，因而，文学批评只能依据从一部作品中得到的审美体验来分析该作品影响其审美的“不美”与“丑”的部分，依据文学对现实的穿越特性和穿越程度来臧否该作品所存在的文学性问题，但批评家因为语言的限制，不可能代替作家设计其理想的表现性内容应该是怎样的。

《别尔嘉耶夫论自由与奴役》精华绝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别尔嘉耶夫论自由与奴役》不仅涵盖了人类具有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受益终生。

精华绝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 思想大师的深刻哲理、醒世箴言，是对人类文化的奉献与恩典。 心灵奥秘的求索，灵魂深处的探究，是融入一生的智慧经典。 这部埃米尔·杜尔凯姆著石磊编译的《迪尔凯姆论社会分工与团结(精)》，不仅涵盖了人类拥有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 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 受益终生。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

《贡斯当论社会制度与政治》精华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思想大师的深刻哲理、醒世箴言，是对人类文化的奉献与恩典。心灵奥秘的求索，灵魂深处的探究，是融入一生的智慧经典。这部文丛，不仅涵盖了人类具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受益终生。

李蜀人，男，1958年5月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西哲学比较。

当时观念的变化要有社会的环境，没有社会环境当时社会变化就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观念变化并不排除社会因素的分析。时钟大体出现在13世纪，到14世纪中期成为判定一个城市是否是大城市的指标。当时的时钟有什么特点呢？在伦敦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里，非常大的钟，里面的机械完全可以看到。但是自然的本性是看不到的。到了16世纪，就开始对钟表进行包装，而且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生活有了时钟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调节时间是靠机械的始终调节，而不是靠自然的日起日落，时钟提供的统一性有规则的典范，可以把其运动的轨迹表示出来。时钟如此有规律在于一个钟表匠把它造出来，因此*自然如此有规律也一定是有一个高明的造表匠存在，这位明的造表匠就是上帝。由此看到科学与宗教一点也不冲突。但观念的巨大变革的确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