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分析哲学自创立之始就试图与 形而上学 划清界限,而斯特劳森通过《个体》一书扭转了这一局面,并将自己的思想命名为 描述的形而上学 。他在本书中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更多是修正性的,较少是描述性的,而描述的形而上学不仅能够描述我们关于世界想法的实际结构,还能揭露概念结构里最概括性的特征。斯特劳森不仅探讨了语言哲学中主词与谓词的标准问题,还区分了殊相与非殊相,确立了物体与人作为基本殊相,赋予了个体以更深刻、更重要的形而上学地位。《个体》中的很多观点仍然启发着当代的哲学讨论,如辨识与再辨识问题、听觉世界、身体在知觉经验中的地位、集体心灵的观念,等等。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 新儒家 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 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因为 住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作者在全盘西化的思想狂澜中,逆流而上,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对希望参与21世纪优选地缘政治的任何人而言,了解中国和东方都是必须的。这套《东方与西方》丛书全面和系统地对比了东西方文明的基础,其独特性在于其有能力克服障碍,实现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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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论社会制度与政治》精华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思想大师的深刻哲理、醒世箴言,是对人类文化的奉献与恩典。心灵奥秘的求索,灵魂深处的探究,是融入一生的智慧经典。这部文丛,不仅涵盖了人类具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受益终生。
李蜀人,男,1958年5月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西哲学比较。
很多年来,中国哲学总是被置入与自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框架中加以讨论,本书则试图脱离这一窠臼,从而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内部,梳理出中国思维的特质——兼收并蓄的“和而不同”。安乐哲认为,正是这种特质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我们当代全球文化的一种丰富可能性。 本书相当有力地挑战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种族主义的顽固偏见,指明了一条中西哲学的会通之途。
精华绝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思想大师的深刻哲理、醒世箴言,是对人类文化的奉献与恩典。心灵奥秘的求索,灵魂深处的探究,是融入一生的智慧经典。《洛克论人权与自由》这部文丛,不仅涵盖了人类具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受益终生。
《贡斯当论社会制度与政治》精华世,字字珠玑,常识与经典融合,堪称传世思想魂宝。思想大师的深刻哲理、醒世箴言,是对人类文化的奉献与恩典。心灵奥秘的求索,灵魂深处的探究,是融入一生的智慧经典。这部文丛,不仅涵盖了人类具智慧的语言,同时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虽然这些经典智慧,在人类各种语言中均有不同译本,被各国人们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使不计其数的人受益终生。
如果从16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算起,《论语》外译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考虑到1691年根据《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转译的《论语》英译本,《论语》英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学在世界各国的重大影响,《论语》外译自然成了一项长期热门的活动,《论语》英译研究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件。 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是在明清时期东西文化首次较大规模的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是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礼仪之争为动力而展开的。耶稣会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采取了容忍中国礼仪习俗的“文化适应”策略,同时向西方报道了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中国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了一个“中国热”的氛围。而“礼仪之争”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
分析哲学自创立之始就试图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而斯特劳森通过《个体》一书扭转了这一局面,并将自己的思想命名为“描述的形而上学”。他在本书中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更多是修正性的,较少是描述性的,而描述的形而上学不仅能够描述我们关于世界想法的实际结构,还能揭露概念结构里最概括性的特征。斯特劳森不仅探讨了语言哲学中主词与谓词的标准问题,还区分了殊相与非殊相,确立了物体与人作为基本殊相,赋予了个体以更深刻、更重要的形而上学地位。《个体》中的很多观点仍然着当代的哲学讨论,如辨识与再辨识问题、听觉世界、身体在知觉经验中的地位、集体心灵的观念,等等。